江西
1948年，上海，王孝和被押往刑场。沿途人群被警戒线隔在道路两旁，他没有挣扎，也没有低头，只是不时回过身，朝来路望去。看守以为他在等待同志接应，实际上，他惦记的是妻子忻玉英。
这次回头，成了王孝和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动作。许多人后来从照片里读出了坚定，也有人注意到，他的眼神里似乎藏着一丝急切。那不是害怕，而是一个丈夫想在生命终点前，再看家人一眼。
王孝和与忻玉英的缘分，始于乡间的一纸婚约。1933年，两家长辈替年幼的孩子定下亲事。忻玉英一直在家等待出嫁，谁知多年过去，等来的不是迎亲队伍，而是一封退婚书。
原来，王孝和早已离开家乡，在外求学谋生。他听信传言，以为未婚妻品行不端，便写信退亲。消息辗转传递时出了差错，忻玉英迟迟没有收到通知，婚事也就这样耽搁下来。
几年后，双方家人带着忻玉英赶到上海，要王孝和当面说明缘由。两人分别十四年后重逢，一个拘谨沉默，一个羞涩少言。王孝和有意问起那些传言，忻玉英急忙解释：“我从没做过那些事。”
听完后，王孝和笑了。他发现，眼前这个乡下姑娘朴实坦荡，并非传言中那样。误会解开，婚事重新办起。对忻玉英而言，这段迟来的婚姻终于有了着落；对王孝和而言，家也从此有了具体模样。
婚后日子并不宽裕。王孝和在上海电厂工作，常常早出晚归，有时几天不见踪影。家里偶尔来几位陌生客人，他们进门后便直奔房间，谈话声音压得很低。
忻玉英不识字，却很会察言观色。她发现丈夫并不沉迷牌局，那间房子也不是普通的待客处。王孝和曾交代她：“有人来，就敲三下门，别的不要多问。”她听出了话里的分量，却没有追问。
有一天，忻玉英终于忍不住问：“那些人到底是谁？”王孝和只抱了抱她，说：“阿英，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句话没有解释，却让她明白，丈夫正在做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情。
王孝和早年进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学生运动的风潮使他接触到进步思想。194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以电厂职工作掩护，参与工人运动和地下联络。电厂关系城市运转，身份特殊，工作也格外危险。
忻玉英后来才知道，家中那些来去匆匆的人，都是王孝和的同志。她原本只是替丈夫守门、传话，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复杂的斗争环境。遗憾的是，夫妻二人还没有等来安稳生活，危险便先一步找上门来。
1948年4月下旬，上海局势紧张。一天深夜，两名客人进入王家不久，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将王孝和带走。面对盘问，忻玉英只说：“他是电厂工人，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句话既是回答，也是保护。此后，她多次遭到盘问，还被带到电厂指认熟人。面对那些曾经见过的面孔，她始终摇头，不肯提供任何信息。那时她已经怀孕，处境艰难，却没有因为恐惧而改口。
狱中的王孝和遭受审讯和殴打，仍拒绝交代组织情况。敌人拿金钱和前途诱惑他，他没有接受。被捕前，他还设法销毁家中的重要文件，提醒同志转移，尽量减少牵连。
法庭上，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破坏电厂秩序。王孝和当场斥责审判不合法，指出这是蓄意构陷。所谓审判，不过是为既定处置寻找一层外衣。申诉没有得到回应，行刑命令很快下达。
押往刑场途中，王孝和高喊口号，唱起《国际歌》。但走到最后一段路时，他还是频频回头。忻玉英当时临近生产，无法赶来；而他在狱中得知妻子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却没有机会再回家。
因此，那句反复低声念出的“对不起”，并不是对信仰动摇，而是对妻子的亏欠。他曾隐瞒身份，也曾把妻子卷入危险，更知道自己一旦牺牲，两个孩子都将由她独自抚养。
王孝和牺牲后第二十一天，忻玉英生下儿子。这个孩子被取名为王佩民，名字寄托着父亲未竟的愿望。1988年，在王孝和牺牲四十周年之际，江泽民为其题字。那张刑场前的照片，则一直留下了一个没有等到回答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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