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中中院将李彦峰诈骗二审案，安排在和顺县的法庭开庭。奔赴和顺的路途，车子在太行群山之间辗转盘旋。深秋的山风漫过荒坡，草木褪去生机，满目苍凉冷寂。望着窗外连绵起伏、萧瑟沉静的黄土丘陵，心底沉沉地泛起寒意。我忽然懂得，这一桩缠绕人情、金钱、是非的案子，它藏着的复杂、委屈与漫长煎熬，正如太行深处迎面扑来的秋风，说不清道不明，只让人满心怅然。

我受家属所托，以一名普通旁听者的身份，奔赴这场二审。出发之前，我认真查阅了一审判决书和家属整理的卷宗材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不是冰冷的法条堆砌，是一个普通家庭从尚存希望，一步步跌入深渊的完整轨迹。一纸十年重刑，压垮的不只是李彦峰本人，还有背后一整个家庭的日月与悲欢。

一、十年重刑之下，熟人请托里的刑民边界

故事的开端，带着中国式人情社会独有的无奈。李彦峰常住太原，老家在河北三河。碍于朋友情面受人请托，答应帮忙奔走，涉及的是日常社会的一些请托事项，由此产生 74.6 万元的资金往来。昔阳县法院一审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裁判逻辑是认定他虚构办事能力、骗取钱款。

可站在辩方和家属的视角，整件事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本就是熟人之间因请托、合作而起的经济纠葛。卷宗里清晰可见，李彦峰取款后都打了借条，后期也没有像典型诈骗案件里的行为人那样卷款逃匿、肆意挥霍。他的家人掏空积蓄、变卖房产，拿出远超涉案金额的款项，足额退赔全部资金。四名被害人全部收到钱款，出具了谅解书。

最高法 1342 号黄钰诈骗指导案例早已划定标尺：熟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若行为人没有逃避债务、隐匿财产，损失能够通过民事途径弥补，应当审慎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不宜轻易动用刑事手段定罪重判。

望着被告席上的李彦峰，曾经也是意气行事、重诺交友的中年人，如今眉头紧锁，满眼疲惫落寞，叫人心头酸涩。所有实际损失已然填平，被害人的怨怼已经化解。我们忍不住叩问：当民事救济的路径完全走得通的时候，刑法这柄最为严厉的利刃，是否还有必要落下这十年重刑？人情许诺落空，有的还在推进中，究竟该归属于民事违约，还是直接划入刑事犯罪？这条界限，关乎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不该模糊草率。

二、被搁置的程序红线：管辖权，是正义的第一道门槛

实体定罪量刑的争议尚且值得细细斟酌，而本案暴露出来的程序疑问，是旁听时压在我心头最沉重的无力。一路上，我反复在心里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昔阳？为什么二审又要移到和顺开庭？

李彦峰户籍地在河北三河，常年居住、生活在太原；案涉钱款的收取、流转、使用，全部发生在太原。昔阳，仅仅只是部分被害人的居住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即便特殊情形下，由被告人居住地审理更为适宜而指定管辖，也必须有上级人民法院出具正式的指定管辖文书。而在本案之中，我们始终没有见到这份关键文书。

于是就有了这样令人费解的局面：被告人不在此地居住；涉案行为不在此地发生；资金收取、使用的犯罪结果地，同样不在此地；就连二审审理法院晋中中院，也需要跨越地域，把庭审安置在和顺县的法庭。

这种辗转异地、缺少文书支撑的 “流浪式审理”，不只是拉长路途、徒增所有人的诉讼奔波成本，更让人心底生出对程序正当性的疑虑。倘若仅仅因为被害人定居在某地，当地就天然拥有刑事案件管辖权，那刑事管辖的法定原则岂非形同虚设？是不是任何一笔民间债务，只要债权人住在一个县城，就能把远在外地的债务人拉到这里，以刑事犯罪追责？

管辖权是刑事诉讼的基石。基石动摇，后面所有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都难以让人心安。这不是吹毛求疵的文字争辩，是每一个当事人理应享有的、最基础的诉讼权利。

三、太行秋风里，一份朴素的期盼

车子驶入和顺，山间的寒意更浓了。走进法庭，国徽高悬，庄严肃穆，这本该是安放公平的地方。可坐在旁听席上，程序错位带来的压抑感，久久挥散不去。

我明白司法既要有力打击犯罪，更要一丝不苟守住程序正义。管辖权，是正义出发的起点。起点若是偏离轨道，后续再细致的事实核查，也很难承载起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期许。

李彦峰一案从来不是孤立的个案。它像一面镜子，照见刑民交叉案件之中容易出现的急躁，照见程序细节容易被忽略的现实。它关乎李彦峰一家人的未来，也关乎千千万万卷入熟人资金往来、人情请托之中普通人的安全感。

走出法庭，太行山间的秋风依旧呼啸不止。我由衷期盼晋中中院的承办法官，能够穿透深秋的寒凉，静下心来审视这些被忽略的程序疑点，审慎辨析刑与民那条不容逾越的边界。

这份期盼，不单单是为李彦峰，为他焦灼等待的家人。更是为守住法治最朴素的底线：正义，不能只追求最终的结果，通往正义的每一段路途，同样必须合乎法度、经得起推敲。

山风会停歇，寒霜会消融，但一份判决书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沉甸甸承载着司法的公信力。愿法理不被人情裹挟，程序不被简化忽略；愿这一场跨越太行的庭审，最终交出一份兼顾法理、情理，坦荡无憾的判决。愿公正，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