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下午，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门口，送葬的队伍排出去几里地。

工人、学生、报童、人力车夫，什么人都有，跟着灵车一步一步往万国公墓走。棺木上覆着一面白绸，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黑字压在绸面上，风一吹，绸子微微鼓起。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几个人。许广平带着七岁的周海婴跟在后面。

那一年她三十八岁。从这天起，她得一个人把鲁迅留下的事情接过来。

鲁迅留下的，不只是一屋子书稿和书信，还有一个乱摊子。

在北平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周作人还住在那座三进四合院里。兄弟俩1923年闹翻之后，鲁迅带着朱安搬了出去，此后再没有公开来往过。

可八道湾的旧事，周作人心里一直搁着。

那封1923年7月19日送到鲁迅房里的信，开头写的是“鲁迅先生”，结尾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鲁迅日记里那天只记了收到信，没有多写一个字。几天后他留下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明说，外人猜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定论。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八道湾同住的那几年，是周氏兄弟合作最密的时候。

《狂人日记》《阿Q正传》是在那个院子里写的，周作人翻译日本和希腊小说，兄弟俩还合译过《域外小说集》。

鲁迅死后，这份“力”该怎么算，成了横在两人之间的一根刺。

她联合了郑振铎、王任叔、胡愈之等人，成立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1938年，上海已经成了“孤岛”，租界四周都是日军势力，印刷条件反而还在——许多出版机构撤走了，印刷厂和纸张留了下来。

1938年，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由复社印了出来。六百万字，紫红色胶布封面，烫金字，附楠木箱的纪念本预约价一百元，普及本预约价八元。

这是鲁迅著作第一次系统结集。许广平不是挂名的主编，她是实际主事的人之一，从编校到筹款到发行，样样都经她的手。

问题也跟着来了。

全集出了，版权和版税归谁。

许广平这边的理由也摆得出来：她是鲁迅晚年的伴侣，鲁迅最后十年的生活起居是她照料的，全集从搜集到出版是她一手操持的，版权和收益理当归她和周海婴。

两个人谁也没有把话往软里说。1923年的旧怨垫在底下，这件事就更加拧巴。

更麻烦的是，版税不是一笔躺在那里等人分的钱。

鲁迅去世后，北平那边鲁瑞和朱安的生活来源，很大一部分靠许广平从上海寄去的版税。战乱时期书业萧条，版税常常拖延，许广平一个人要管全集编校，要管上海的家，还要顾北平的婆婆和朱安。

她后来给周作人写过信，希望他分担鲁瑞那边的费用。周作人没有回信，但鲁瑞写信告诉许广平，周作人愿意负担一部分。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许广平每月负担朱安四十到五十元，周作人每月负担五十元。

这笔账算得清楚，人心里的账却算不清楚。

后来朱安在北平生活难以为继，动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急得立刻写信阻拦。周作人则觉得，自己接济嫂子的做法没有错。两边在报纸上互相递话，越说越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租界。

12月15日凌晨，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在北四川路宪兵队司令部，前后七十六天，受了十几次电刑，始终没有说出鲁迅遗稿藏在什么地方。

郑振铎后来在《遭难前后》的序言里写她“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

同一段时间，周作人留在北平，已经接受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许广平被捕的第二天，他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谈的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

这些事，许广平出狱后不可能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出来后回到北京，还住八道湾的老房子，靠翻译日本和希腊的书换稿费过日子，手头一直不宽裕。

许广平在上海，后来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忙着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继续整理鲁迅的著作和书信。

两个人隔着南北，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但那件事谁也没有真的放下。

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写日记，提到许广平，话里话外还是那层意思：鲁迅的版权和版税，许广平独占了。他至死认为自己该有份。

许广平那边，从1938年全集出版到后来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她始终是实际的操持者，也始终认为这些东西归她和海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病故，八十二岁。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也在北京病故，七十岁。

八道湾那座院子还在，兄弟俩1923年夏天的那顿饭早就散了，1938年亭子间里堆满校样的桌子也早就不在了。

周作人始终没有迈过那道坎，许广平到死也没有觉得自己做错。

有些事情，当事人不开口，旁人再怎么翻材料，也只能看到各自站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