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六年（1728）三月，福建罗源县。母亲病危，乡下遍请了大夫也不见好，李盛山剖开自己胁下，割下一片肝，和进汤药里给母亲喝。母亲的病好了。李盛山却因为这一刀，伤重不治，死了。

福建巡抚常赉把这件事报了上去，请朝廷旌表。礼部很快给出意见：割肝，是小民轻生的愚孝，向无旌表之例，不准。案子报到雍正皇帝面前，却拐了个弯。皇帝在上谕里先讲了一番大道理：

世祖、圣祖以来，慎予旌表，“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以毁伤为正”。

皇帝又说做父母的若是因为自己病了，害得儿子割肝割股来和汤药，哪怕儿子无恙，“父母未有不惊忧恻怛惨惕而不安者”，何况因此送了命。话讲到这里，笔锋一转，他说：李盛山这个人，“事虽不经”，可救母之心“实属难得，深可怜悯”，还是给他旌表。

就在同一个上谕里，他又宣布了一条新政：地方官要把道理给百姓讲明白，“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

这道上谕，把清代这件事的全部尴尬都装进去了：国家一边说不许、不能、不成体统，一边又对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开恩；一边昭告天下此后概不旌表，一边清清楚楚地知道——还会有人接着割。

《清史稿·孝义传》的开篇史论，把这种双面性说得更为直白一些：“亲病，刲股刳肝；亲丧，以身殉：皆以伤生有禁，有司以事闻，辄破格报可。”禁是一直禁着的，报可也一直报可着。禁令和恩典，像两道并行不悖的车轮，从清初一直滚到清末。

其实，早在顺治年间，朝廷就定过调子：寻常节孝照例旌表，唯独“割股”“卧冰”这一类，不准，怕的是百姓仿效。可禁令立了二百年，《孝义传》里这类人却一茬接一茬，从来没断过。

二

翻遍《大清律例》，你找不到一条“割股者坐罪”的条文。自己拿刀割自己的肉，既不是斗殴，也不是子孙违犯教令，官府拿它毫无办法。它真正得罪的不是王法，是《孝经》里那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个人为了孝亲而毁伤身体，在法律上无罪，在礼教上却大逆；可礼教又恰恰用“孝亲”两个字，把他做的这件事捧上了天。一个人拿着刀朝自己身上来的时候，他同时是礼教的罪人，和礼教的英雄。这种自相矛盾，从来没有哪部律例打算去解开，只好靠一道道上谕、一块块牌坊，一层一层地盖过去。

这件事的源头，比清代早了一千年。《新唐书·孝友传》的序里记载：“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一个唐代医生，在本草书里写下人肉可以治虚弱劳损，民间就此认准了一条路。从唐到宋，从宋到明清，割股、割臂、割肝，一代代人照着做。李时珍后来修《本草纲目》，把这一条骂了回去，说人肉入药是自残，于理何居。

可书归书，民间归民间。穷苦人病在床上，抓不起药、请不起大夫的时候，自己身上那点肉，是唯一拿得出手的药。他们信这个，也不光是信一本《本草拾遗》，更信一套更老的道理：至亲的血肉，彼此是相通的，儿子舍出一块肉，就是把自己的命分一半给爹娘，至诚可以感天动地。《清史稿》里记福建南靖人王麟瑞，母亲中暑想吃梅子，不是梅子的季节，他绕着梅树呼号，三天不吃饭，夜里梅树忽然开花、结果，摘下来奉母，母亲病就好了。这种事正史都肯写，可见在那个世界的逻辑里，肉不是药，是心意；心意到了，草木也会反季节地开花。

清代的史料里，这种故事多得数不过来。《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短短一卷，收了几十个这样的人。

江南休宁人汪灏，十六岁那年父亲咯血，他割下大腿肉和在药里端进去，父亲好了。过几年父亲脚上出毛病，弟弟汪晨割股烧成末敷上，也好了。又几年父亲再次咯血，汪晨又割臂。再后来病得更重，汪灏再割臂，这回没治好。轮到弟弟汪晨自己病倒，另一个弟弟汪日昂哭着说：哥哥能割臂救父亲，我就不能割臂救哥哥吗？众人拦他，他不听。最后是弟弟汪日升抓着木匠的斧，剁下自己一根手指，血淋漓地调了药给汪晨喝。一门兄弟四个，前后割了四回。地方官给他们家门上挂了匾，叫“一门四孝友”。

满洲镶红旗人觉罗色尔岱，十七岁那年父亲病重，大夫束手无策，他自己割下左臂的肉煮成糜粥端进去，父亲的病稍好了一阵，终究还是死了。雍正元年举忠孝节义，他被举上去，赏了白金，授了官。和他同时以割臂受旌的，还有满洲镶白旗的翁杜、蒙古镶黄旗的佟良、满洲镶红旗的克什布——这事不只在汉人里发生，也不只在穷乡僻壤，旗人里同样有人做。

湖南永定的吕斅孚，割股那年才七岁。母亲病危想吃肉，他去屠户那里赊，人家不赊。他回到家，听人说股肉可以吃，自己把厨刀磨快，割下右股四寸多，交给五岁的妹妹，让她在炉火上烤了端给母亲。母亲吃了，病居然好了。父亲回家，发现儿子走路一瘸一拐，问出来，夫妻俩抱着儿子哭。七岁的孩子还劝：“毋然，儿固无所苦也。”

江南歙县的张三爱，连刀都不用自己预备。有人点拨他“汝欲愈母病，盍刲肝”，他跑到村庙里祷告，破腹，肝掉出来，他用右手割下一指宽的一片，左手把肚子塞回去，拿白麻布缠紧，回家煮成羹喂母亲。母亲好了，他的伤口也居然长合了。河南开封的木工李悃，父亲得了痹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上街乞讨，讨到吃的带回来喂父亲；后来官府赈了一石谷子，他每天舂出一升多米供父亲，自己吃糠皮。父亲病重那夜，邻居听见他抱着父亲的脚哭，天亮一看，李悃已经死在父亲脚边，父亲一恸，也跟着去了。

《清稗类钞》里还记着一个女人。阳湖人左白玉，是个能诗的大家闺秀，没出嫁时母亲病，她割臂治好；嫁进言家之后，公公婆婆同时病倒，丈夫又不在家，她再一次割臂。她死的时候，家里人看见她两只手臂上刀痕叠着刀痕，清清楚楚。

把这些人排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被“愚昧”两个字轻轻盖过去的事实：他们中间有七岁的孩子，有十七岁的旗人青年，有能诗的闺秀，有一字不识的木工。做这件事的，从来不是某一类“落后的人”，而是任何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他们身后是同一张空无一人的屋子——大夫请不起，药抓不起，宗族在大灾面前自顾不暇，朝廷的常平仓、养济院，远得像另一个世界。当所有制度性的办法都失灵的时候，人剩下的唯一赌注，就是自己的身体。你也很难说这纯粹是被书本教坏的：一个人在床前端了三个月药，吃了半年偏方，人还是一天瘦过一天，这时候若邻村有个张三爱，割了肝，他娘的病真就见了好，他不跟着学，又能怎么办？雍正皇帝在那道上谕里说，人子尽孝，“傥能至诚纯孝，必且感天地、动鬼神”，不必“惊世骇俗”。可他没有说出来的下半句是：若至诚不能动鬼神，又没有药，那怎么办？

读书明理的人，其实早就在反对。清人修方志写论赞，话说得最有分寸：剖肝割股，“事近于矫拂，弗类乎中庸之所为”，按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诲，割股者例不该旌表；可接着笔锋又软下来——“乃不可传而亦传之。君子谓其事非仁人孝子之事，而其心亦仁人孝子之心”。这是一种非常克制的承认：做这事的方法不对，做这事的心是真的。从唐代韩愈写《鄠人对》起，士大夫批判了一千年，批判归批判，民间的刀子从来没停过。精英们站在中庸的门槛上讲礼教，门槛那边，是一间间漏风的土屋，和土屋里咽不下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