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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网友这样回答的：

我们来详细分析下：

读历史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困惑：历朝历代刚开国的时候，往往刚经历完战乱，田地荒芜，人口锐减，国库里穷得能跑老鼠。

可休养生息几十年，慢慢就缓过劲来，国库充实，百姓安乐。可一旦到了王朝末期，无论之前多辉煌，全都陷入没钱的窘境。

打仗凑不齐军饷，灾年拿不出赈灾粮，就连官员的俸禄都要一拖再拖。天下还是那片土地，人口也没少多少，朝廷的钱怎么就凭空没了？

先看收钱的一端

刚开国的朝廷，手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全国有多少亩地，有多少户人家，哪家该交多少税，摸得一清二楚。改朝换代打散了旧的权贵阶层，土地重新分配，人口重新登记，谁都躲不开纳税的义务。可日子一久，这本账就慢慢糊涂了。

历朝历代都有规矩，当官的、有功名的读书人，家里可以减免税赋和徭役。起初这项福利覆盖的人不多，对税收影响不大。可时间长了，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

地方上的地主富户，把自家田地挂靠在官员或举人名下，名义上成了别人的产业，就能逃掉全部赋税。

普通百姓扛不住杂税盘剥，干脆带着田地投奔大户，甘愿当佃农，总比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强。时间一长，朝廷税册上登记的纳税田亩和人丁，一年比一年少。不是真的地少了、人没了，是大半都从税收体系里 “隐身” 了。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在册税田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多顷，到弘治十五年，账面只剩四百二十二万八千多顷，一百多年间，足足少了一半。这些消失的田地，全成了不用交税的私产。

朝廷明知税基在缩水，就不会想办法整顿，重新清丈土地吗？

不会那么容易的。能决定这件事的官员，自家名下就有不少免税田产，清丈土地等于割自己的肉。地方乡绅大户世代和官府往来密切，早就打通了关节，谁也不肯如实上报田亩。

真要是派个较真的官员下去查，不等查出眉目，各种弹劾的奏章就先递到皇帝面前，随便安个罪名就能把人调走。这套规则运行了上百年，从上到下都在里面分好处，没人愿意去捅这个马蜂窝。

张居正当年在全国清丈土地，好不容易多查出三百万顷，他人一死，很多地方又悄悄改回了老样子。

花钱这头

朝廷的开销不是越花越少，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还停不下来，全是没法砍的刚性支出。就拿宗室俸禄来说，开国之初，皇室子弟不过几十人，花费有限。

可皇家子弟生来就领俸禄，不用做事，还能娶妻生子代代传承。过个两三百年，宗室人口能膨胀到几十万。万历二十二年，登记在册的宗室人口已达十万三千人，到明末更超过二十万。

嘉靖四十一年，全国税粮总收入约二千二百八十五万石，宗室禄米支出就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占比接近三成七。山西、河南这些宗室密集的省份，全省留存的税粮，连本省宗室俸禄的一半都凑不齐，全靠外地调拨填窟窿。

官员队伍也是同样的道理

开国的时候机构精简，一个萝卜一个坑，没多少闲职。越到后面，官职越设越多，为了平衡朝堂势力，为了安排有功之臣的子弟，平白多出很多虚职闲差。

人多了，俸禄自然要多给，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还有军队，明初实行卫所制，士兵战时打仗闲时种地，军粮大多能自给。永乐年间，军屯田收入就有二千三百多万石，占全国税粮的七成多。

后来卫所荒废，军田被豪强侵占，士兵大量逃亡，朝廷只能改成募兵制，士兵全靠朝廷发军饷。到崇祯年间，仅辽东军饷加上剿饷、练饷，每年支出就超过两千万两，是太仓库常规年收入的五倍。

这些钱省不得，宗室总不能让他们饿死，官员总不能不发俸禄，军队总不能直接解散。越到后期，固定开销就越大，国库自然扛不住。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逻辑：不是天下的钱总数少了，是钱都沉到了一处，既不流通，也掏不出来。那些靠着特权逃税的官员、乡绅、宗室，手里攥着大笔的银钱。

他们拿到钱，要么买更多的土地收租，要么把银子窖藏在地底，既不拿出来做生意周转，也不会拿来交税。这些钱相当于从整个社会的流通里消失了。

市面上流通的钱越来越少，朝廷收不上税，就只能给剩下的普通百姓加税。百姓本来就勉强糊口，税一加重，要么卖地投奔大户，要么逃去外地，甚至落草为寇。

这样一来，纳税的人更少，朝廷就更缺钱，只能再加税，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到最后，国库空空如也，百姓衣食无着，就中间一小撮人富得流油，守着堆积如山的银子不肯拿出来。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从官员勋戚家里拷掠出七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库里面连十万两都拿不出来。

这么看下来，朝代后期没钱，根本不是因为天下的财富变少了，是整个财政的循环脉络慢慢堵死了。开国时一切推倒重建，税基清楚，支出可控，钱能顺畅地收上来，也能用在实处。

日子久了，特权阶层越来越多，进水口不断被侵蚀，出水口越撑越大，财富都沉在中间层转不动。朝廷看着地盘大、人口多，实则能调动的钱财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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