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2026年能够查到的公开资料来看，有一个数字已经越来越让人感慨：1955年至1964年间授予或者晋升军衔的1614名开国将帅，如今公开资料所能确认的健在者只剩王扶之一人。需要先纠正标题里的时间，王扶之出生于1923年9月24日，2025年报道他是102岁，进入2026年9月24日之后，他已经103岁。至于“身体健朗”，公开权威报道能够确认的是2025年仍然状态不错，2026年暂未见权威渠道发布新的健康状况通报，因此不宜把未经公布的信息说得过满。

这个数字的分量，得放回1955年的历史坐标里才能看清。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共有1048人获得将帅军衔，其中包括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798名少将。到1964年，随着补授、晋升等情况增加，1955年至1964年间累计授予或晋升的将帅达到1614人，其中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随手统计出来的数字，而是共和国第一代军事骨干群体的历史坐标。

今天再看这1614个名字，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在和平年代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而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军事生涯。有人从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有人经历抗日战争，有人参加解放战争，还有人把战场延伸到了抗美援朝。王扶之恰好把这几个阶段全部串了起来，因此他的意义并不只是“最后一位健在的开国将军”，更像是一条仍然能够找到实物和记忆的历史坐标。

王扶之1923年出生于陕西子洲，幼年生活十分艰苦。1935年，红军长征队伍来到陕北时，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当时他想参军，却担心年龄太小，于是虚报年龄参加红军。一个少年从此走进军营，也走进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他真正的军事成长并不是某一次战斗突然完成的，而是在长期行军、作战、通信和基层工作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王扶之继续留在队伍中。1939年，他参加新四军第三师相关部队在河北的对日作战，并缴获了一辆自行车。今天看来，这件事情很普通，可在当时的部队环境下，一辆自行车具有相当现实的机动价值。王扶之很快练会了骑车，而且技术相当不错，后来这辆自行车竟然成为师部指挥和机动中的特殊工具。

这里有一段军史故事特别值得重新讲一遍。王扶之后来到师部担任作战参谋，黄克诚当时眼睛高度近视，骑马并不方便，王扶之就骑自行车承担机动任务，前后持续了大约三年。很多时候，所谓“指挥部”并不是一间固定房子，而是随着部队转移不断移动。一个年轻作战参谋、一辆自行车，加上一名高级指挥员，就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殊的战地指挥组合。

这段经历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自行车本身，而是它让人看到当年人民军队的指挥方式。今天部队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通信、侦察和信息保障体系，指挥员可以依靠多种技术手段掌握战场态势。八十多年前却没有这些条件，基层干部必须靠双腿、马匹、自行车甚至徒步完成信息传递。王扶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怎样判断敌情、了解部队、组织行动。

1943年春，日军对盐阜地区实施“扫荡”，新四军第三师需要机动转移。王扶之接受任务，前往争取地方武装力量协助部队通过相关区域。公开军史资料显示，这次任务并不是简单的跑腿，而涉及宣传抗日立场、说明部队纪律以及争取合作等多个环节。这样的经历说明，王扶之早期军事生涯并不只是“冲锋陷阵”，还包含大量组织协调、群众工作和战场保障。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扶之继续投入解放战争。到这一时期，他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小鬼”，而是具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改变全国战局的重要作战行动。王扶之参与其中，也意味着他的军事经历已经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与机动作战，进入大兵团作战和战略决战的新阶段。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可对于王扶之这样的军人来说，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军事经验并没有失去价值。相反，人民军队从战争年代走向正规化、现代化，需要大量具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参与建设。王扶之后来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门领导职务、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工作内容也逐渐从具体战斗转向更大范围的军队建设和战略指挥。

1964年，王扶之晋升少将军衔。这里还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开国将军”是后来的历史称谓，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军衔。王扶之属于1955年至1964年间获得或者晋升将官军衔的群体。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年6月1日起实施。此后军队军衔制度经历多年调整，1988年又恢复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真正让王扶之近年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025年的一场特殊交流。2025年6月，中国军网报道了“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官兵看望102岁王扶之的情况。当时这位老将军正在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连队官兵带去了大刀和新型装甲装备模型。一个来自抗战年代，一个代表新时代部队装备，这个组合其实比单纯讲“百岁老人”更有意义。

为什么偏偏是“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因为王扶之当年属于八路军第115师序列，并亲历了1937年的平型关战斗。如今这支英雄部队仍然存在，而且已经走进完全不同的装备和训练时代。2025年《人民日报》报道，这支部队曾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相关活动中讲述连队传承，并提到2015年9月3日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历史上的部队番号、荣誉和传统，在新时代依然通过训练和教育延续下来。

这就是王扶之与2026年人民军队之间最值得讨论的连接点。一个103岁的老人，不可能再去参与今天的军事训练，也不需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永远年轻”的传奇人物。真正重要的是，他曾经亲历的战争经验已经进入军史教育，而当年那支部队的精神传承又进入今天的训练场。装备可以从大刀、自行车发展到现代装甲装备，作战样式可以发生巨大变化，可军队对战斗精神、组织纪律和使命责任的要求并没有因此消失。

2026年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7月，围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相关重要会议再次强调“十五五”时期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并提出如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时间节点与王扶之的个人经历放在一起看，会产生非常清晰的时代纵深：他出生时人民军队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如今人民军队已经进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距离建军100周年只剩一年。

因此，所谓“最后一位开国将军”，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制造一种伤感气氛，而是思考为什么这个身份会越来越少。时间不会停下来，19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正在自然退出历史舞台。1614名将帅曾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现在只剩王扶之一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特殊现象，而是一整代共和国军事建设者逐渐走入历史记忆的客观规律。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王扶之年轻时参与的是非常具体的军事工作，甚至要亲自骑自行车完成任务；到了晚年，他面对年轻官兵带来的新型装备模型时，看到的已经是另一支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变化，恰好说明军事现代化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军人留下的经验、制度、传统和训练体系之上。

更值得记住的，是他从12岁进入红军，到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跨越了共和国军事史最重要的多个阶段。如今年轻官兵面对的已经是新的战争形态、新的装备体系和新的训练要求，而王扶之留下的这段人生，则成为他们理解人民军队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的一把钥匙。

当1614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历史档案、纪念馆和军史教材里，王扶之还在，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坐标。到了2026年，他已经103岁。对这位老人而言，真正值得后人关注的不是年龄本身，而是他身后那条漫长的道路：从陕北少年到红军战士，从抗战战场到解放战争，从朝鲜战场到共和国军队建设，再到今天年轻官兵操纵现代装备训练的新时代。

这条路走了九十多年，跨越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也是人民军队从艰苦战争年代走向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缩影。对于今天的年轻官兵而言，最好的纪念不是反复重复几个熟悉的传奇故事，而是把历史中的经验真正转化为训练场上的能力，把先辈留下的精神继续落实到新时代强军实践之中。这或许才是王扶之这位最后一位健在开国将军留给今天最有分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