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志杰

兴定四年(1220)农历正月，72岁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应太祖成吉思汗之召，率弟子18人离开莱州昊天观，开始了漫长的西行之旅。历经艰辛跋涉，终于在两年之后抵达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太祖行宫。那时成吉思汗已开始西征，整日在厮杀与追击中奔袭，各方士兵与将官伤亡不计其数。丘处机目睹战争无情，生命无辜，便向成吉思汗提出：欲一天下者，不嗜杀人。被问有什么好的治理方法才能安之天下，丘处机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根本，以清心寡欲为基本纲领，成吉思汗听后深以为然。清乾隆对此颇为赞赏，谓之：“万古长生甭和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邕知济世有奇功。”从此，丘处机“一言止杀”享誉天下。

丘哥“佩服丹经自早年”

1148年(金皇统八年)正月，丘处机出生于登州府栖霞县宾都里，俗名丘哥，幼年家境贫寒，艰难的生活磨炼，使他打小就有了向道之心，后来他说：“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丹经自早年”。

19岁时，丘处机来到离家乡不远的文登昆嵛山，与在此修炼的唐四仙姑学道。1167年(金大宗七年)，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自关西东行赴宁海(今牟平)传道，丘处机拜王重阳为师。翌年，王重阳携丘处机等弟子在昆嵛山开烟霞寺，以此为起点，在山东东部地区传播全真道，创建三州五会，标志着全真道派的形成。

1174年，丘处机独自到磻溪(陕西宝鸡)修行，开始了六年的“自度清修”。磻溪是传说中的姜太公隐居之地，丘处机赋诗：“闻说磻溪隐太公，岩高树密壮祠雄”，表达了意欲追随太公志向的决心。他凿洞而居，蓑衣裹身，苦练性情，创作了大量诗歌，被后人编入《磻溪集》。六年后，丘处机离开磻溪，前往龙门山继续修行，七载悟道，大致完成“自度”。弟子把他的13年清修岁月概括为八个字：真积力久，学到乃成。1186年，丘处机在师傅王重阳早年修道之所，重修灵虚观，就是今天的重阳宫，被誉为“终南祖庭”。

五年后，他返回故乡栖霞，以故居为基础创建“滨都宫”，后到文登昆嵛山修起神清观和东华观，扩建牟平范园玄都观，从而使胶东半岛成为全真道的中心。

丘处机还曾三次到崂山传道，使此地道教昌兴，形成“九宫八观七十二庵”的景象，成为道教主要研发之场所，使崂山有了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的称誉。丘处机广收门徒，培养了一大批道学人才，声名远播。

与成吉思汗雪山论道

1222年4月，丘处机一行到达太祖雪山行宫，面见成吉思汗，两人多次深入交谈，史称“雪山论道”。回望年逾古稀的他这段历时两年多、行程上万里的西行路程，令人感慨。

成吉思汗在自己西征之前，曾派他的近侍刘仲禄到莱州昊天观，征召正在此修道的丘处机一起远征。

此前不久成吉思汗攻陷燕京并击败金人，威名远播，便希图通过武力征讨，掌握对更广大地区的统治。1219年的秋天，成吉思汗率大军沿蒙古高原西进，并征战至阿富汗境内的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丘处机接到诏书即出发赶往燕京，希冀与成吉思汗的征战队伍一起上路。当丘处机和他的弟子到达燕京时，太祖早已出发数日。成吉思汗命其弟斡辰大王护送丘处机一行，追赶大军，他们快马加鞭，星夜疾驰。路途实在遥远，天气又变化多端，影响进程，不过丘处机还是战胜了一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两年之后到达成吉思汗驻扎在大雪山的营地。

途中每到一地，丘处机就“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据记载，丘处机路过阿力麻里城时，看到当地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而当地人看到丘处机一行使用中原地区的汲水器时，高兴地说“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为此时西域人对于中原的代称，说明他们心中的中原是富有魅力的地方。

到达雪山营地时，丘处机已近75岁，又经过如此长距离的征程，但他依然精神矍铄，与成吉思汗席地而坐，纵横天下。

“敬天爱民”是丘处机政治主张的根本，在与成吉思汗论道雪山时，他首先提出了不滥杀无辜、与民休息、选贤与能等为政手段，希望成吉思汗减少杀戮，“去暴止杀”。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可。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至后期，蒙古法令则规定，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从，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

丘处机不远万里西行雪山，体现了他救民心切的“仁爱”之心。成吉思汗部分接纳了丘处机的治政理念，等于开始接纳一种不同于游牧文化的新的礼仪文明，从而影响了元朝后续诸多政策。

丘处机在雪山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1223年深秋辞行东归，抵达燕京，后奉旨掌管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即现在的北京白云观，掌管天下道教。1227年7月丘处机在长春宫辞世。

《西游记》作者之争

关于丘处机的民间故事盛行颇多，他甚至被尊为北京玉器行业的祖师，《白玉观玉器行业善缘碑》记载：“(丘祖)乃以点石成金之法，教市人习治玉之术，由是，燕石变为瑾瑜，粗涩发为光润……燕市之中，玉业乃首屈一指，食其道者，奚止万家。”为了纪念丘处机，民间自发形成“燕九节”，被后人称作燕九习俗。

丘处机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独成一格的书法大家，据《长春真人帖跋》记叙，丘处机书法“笔力劲健，气质浑厚，深得晋人之妙处。观其临纸运笔，未始介意，率尔成字，时人宝之，若良金美玉然”。他的诗词作品继承了唐诗宋词的基本要领，不求词藻，具有朴实流畅的特点，朗朗上口，开全真诗词清雅之宗风，其中不少作品直击民生。

丘处机还精通中医学理论，撰写了《摄生消息论》，以性命双修、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讲明了养生调摄应当顺应四时阴阳、消长盛衰的变化规律。在与成吉思汗雪山论道中，对养生之道的阐释符合医理，赢得太祖敬重。他秉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体与自然环境、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全真炼养法是一个综合的养生和锻炼系统，通过特定的身体动作、呼吸方法和心理调节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高上之士，性命兼达”，这是全真道对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总结概括。

丘处机以古稀之年出行西域，不仅书写其“敬天爱民”的精神风范，还为中国文学界留下一桩400年悬案。

众所周知，有关《西游记》作者，现在基本统一的说法是吴承恩。其实《西游记》的版本有多种，目前所见最早版本是明万历年间南京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但是这本书并没有作者署名。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汪象旭与黄周星编作《西游证道书》，第一次将作者署名确定为丘处机，其后《西游记》作者一直被奉为丘处机。事情的反转出现在山阳人丁晏，他根据康熙《淮安府志》考证，《西游记》为淮安人吴承恩所著，鲁迅、胡适肯定丁晏的研究，成为文学界主流观点。

汪象旭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文人，也是一位小说家，晚年皈依道教，他与黄周星共同编著的《西游证道书》于康熙二年刊行，证实《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该书以世德堂版本为基础，对原文进行了润色修正，并加上了元代文人虞集的序文，这本书也成为现存最早的《西游记》百回刻本，全名为《镌像古本西游证道书》。该版本屡次重刻，对于《西游记》的传播与阐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丁晏何许人也，他原籍山东济南，明万历年间全家迁往淮安。他非小说家，是以治经学出世，“嗜学好奇”，著述甚丰。曾与何绍基主持编修《重修山阳县志》和《淮安艺文志》，《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的重大发现。

到了现代，鲁迅首先对《西游记》版本进行梳理，在《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承袭并肯定了丁晏的“吴承恩”说。依据明代天启《淮安府志》中“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记载，论证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而非当时流行的“元朝丘处机所作”说法。鲁迅对《西游记》最著名的评价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魔亦通世故”。胡适又大致承认鲁迅说法，他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给予肯定。有了胡适、鲁迅这等“大咖”加持，《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很快成为主流观点，后续版本亦改署名吴承恩，《西游记》作者丘处机之说渐渐淡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丘处机西行，他的弟子李志常也留下了一本“西游记”，这本书的名字叫《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记录了西行途中所见山川险阻、风土人情、所作诗词以及交际往来等。该书既是《大唐西域记》之后第一部凭实地见闻记录河中至天山东部地域的书籍，也是汉文典籍中第一部横贯蒙古高原的游记。从丘处机西行及归来路线图看，虽然与小说《西游记》唐僧师徒行进路线无法比照，但同样充满不可预知，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大书”。况且，“西游记”一词的首次出现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怎能不使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