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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陆向谦）

作者：赵老师

今年7月，菲尔兹奖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虹和邓煜同时获奖，两人是北大2007级的同届校友。

他们走进北大的路，几乎相反。

邓煜读高二时，就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拿了金牌，个人总分世界第六。王虹16岁参加高考，考进北大，却没能进数学系。丘成桐在今年8月接受《晚点LatePost》和《财经》联合访谈时说，那是因为高考在广西招生有名额限制。她被录取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靠自学考进了数学系。

说到这里，丘成桐讲了一句让很多家长坐不住的话：过去国内挑选数学人才，主要靠奥赛，「这样的筛选都未必做得对，因为筛选标准太依赖奥赛。真正有数学研究天赋的人，未必符合这个体系的要求。」

他接着说：「王虹是很特殊，不是因为她有天分，而是她对数学有很大的兴趣，她在这么艰苦的情形下还是要念数学，很多人面临同样的境遇就放弃了，她没有。」

陆向谦教授在直播里聊到这段，先引了一句老话：「楚王好细腰，宫中常饿死。」考什么，孩子们就往死里卷什么。

那个「非要念数学」的女孩

王虹五六岁就喜欢上了数学。父母带她去书店，让她自己挑数学书。她后来说：「他们允许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进了北大，她一边上地空学院的课，一边按数学系的方案自学，硬是把转系这件事做成了。丘成桐特别强调：「后来转系，也是她本人启动的。如果她不争取，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转进数学系，日子也不好过。她回忆，那时学习难度陡增，一度「有点泄气」，觉得「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后来她调整心态，接受自己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从身边优秀的同学身上学好习惯。

本科毕业后，她先去法国读书，又到麻省理工学院跟着拉里·古斯读博士。丘成桐说，正是在那里，她才达到今天的水平。

他把这个过程讲得很透：「一个人有天分，天分只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是最重要的。」他还举了张益唐的例子：博士毕业后找不到教职，七年多在赛百味打工，最后靠个人意志做出了重要成果。

但他话锋一转：光有兴趣、光靠坚持，也做不了一流的工作。「兴趣、环境，这两个方面都要有。」好的机制，是让有兴趣、有天分的学生碰到好的老师，得到好的训练，「而不是靠运气，让极少数人凭个人意志『幸存』下来」。

王虹获奖后对年轻人说：「很多事情如果不敢去尝试，就做不出来。」「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说起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她的回答很朴素：「所以也许未来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但是就算它没有用，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陆向谦教授说过：「家长要有格局，小时候就让孩子玩，结果就玩出来了。」书店里那些任她挑的数学书，就是王虹最早的「玩具」。

奥数，成了一座「升学桥」

丘成桐并不反对数学竞赛本身，邓煜就是奥赛金牌得主。他反感的，是竞赛背后的动机。

「奥数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害的。」他说，「中国念书是功利的，小孩子为什么要念奥数？不是因为对奥数有兴趣，而是可以保送。」他观察到，学奥数的学生，大部分后来都去念别的了，奥数只是升学的桥梁，「他不是真的喜欢」。

他把病根说得更深：读书要改变命运，竞赛要升学，研究要换职位和经费。在这样一套「回报导向」里长大的孩子，「会解题但不会提出问题」。问题不只出在教法上，也关乎一个社会是否允许、鼓励年轻人，长期投入到短期没有名利回报的事情上。

他举过一个例子：人类为什么要研究月球、研究遥远的天体？对当时的人有什么用？可正是解开这些大自然的奥秘，科学才发展起来，又引发了一次次科技革命。「这都是源于好奇心，与短期的回报往往没什么关系。」

还有一句，家长听了可能会心头一紧。他说，现在大多数父母想的，是苏轼那句「无灾无难到公卿」。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很有钱，打算把钱全留给儿子，让儿子一辈子快快乐乐，什么都不用担心。丘成桐的回应是：「小孩子总要走自己的路，你不让他自己走，他怎么晓得什么叫失败、怎么学会做学问？」

陆向谦教授在直播里也反问过：冲着奥赛第一去的孩子，真的对数学有兴趣吗？他的主张一直很简单：「从小玩真的，不去冲着考试学。」

邓煜的答案，其实也在这里。被问到给年轻人的寄语，这位奥赛金牌出身的数学家只说了一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解题更难的，是问出一个好问题

丘成桐说过：「一流的学问，始于一流的问题。」

可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中国孩子最缺的。「中国小孩子从小就没有被鼓励过问问题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创造能力不够。表现出来就是不够勇猛、不敢问问题。」

他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问自己的问题」的故事。21岁那年，数学大师陈省身建议他去做黎曼猜想，那是公认数学上最重要的问题。他没去，因为他喜欢几何，对黎曼猜想没兴趣。在伯克利，他上了一门广义相对论的课，开始琢磨：如果时空里没有物质，它的几何结构会是什么样子？一次在图书馆里，他碰巧看到了卡拉比猜想。

他起初认定这个猜想不对，因为它「太美妙了，美妙得难以置信」，于是拼了命找反例。怎么也做不成时，他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掉头去证明它是对的。1976年，27岁的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

他说，这里头有两条经验。一条是：「做研究并不是看哪个问题最有名、最难，就去做哪个。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与自己兴趣相融合之处。」另一条是：「知道什么时候放弃，是很重要的能力。」

邓煜的体会几乎一样：「一个重要前提是，你要知道哪些问题值得长期思考。」

到了AI时代，这份能力只会更值钱。丘成桐说：「给出一个证明和形成数学理解，是两件不同的事。」他不相信AI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笛卡尔发明坐标系，技术上并不复杂，却换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比解题更重要的是原创的观念。」

十三四岁之前，家长能做什么

丘成桐给过一个时间表：一个人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一般十三四岁就要开始显现，让他对学问产生兴趣，慢慢培养；到了一定时候，要让他见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学者」。

为什么要见大学者？「因为要了解什么是伟大的问题。」他自己十几岁时，在《明报月刊》读到陈省身的文章《学算四十年》，第一次觉得中国人也可以做世界一流的数学。他14岁丧父，家里没有钱，一路拼搏着走过来；一篇文章，就点亮了这个少年。

他还讲过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数学系学生写信给他，想去哈佛读书。他回国和这个系的二十多位资深教授座谈，问起这个学生，没人认识。最后是一位年轻助教说，这是系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老师不了解学生，再好的苗子也可能被埋没。

放到家里，家长就是离孩子最近的那位「老师」。

同伴也一样要紧。丘成桐在清华办求真书院，如今有差不多800个学生，每年招100多个。他说：「我们不是培养一两个，而是培养一批。」「假如只有一两个所谓的天才，他们可能成长不了；但现在他们是几百人同行，可以一起成长。」陆向谦实验室的说法异曲同工：「一人玩不如几人玩，几人玩不如聚天下英才名师从小玩真的。」

王虹当年被挡在数学系门外，最后走到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上。

名额能挡住一扇门，挡不住一个非要念数学的孩子；家长要守住的，就是孩子身上那份「非要」。

同样，丘成桐的提醒依旧是那一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找到那个『只有他能做的事』，那就是他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