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涨，人均收入在涨，GDP数字一年比一年好看。可你走到街上问一个外卖骑手，问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站了十年的工人，问一个还在还房贷的年轻老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没感觉。

钱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共同富裕这四个字就永远悬在半空。

温铁军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他的原话是，如果最终走上了“少数人永富、多数人画饼”的老路，那我们这就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换了个包装的西方仿制品。

这话扎心。但它戳的是一个最根本的事实：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普遍富裕。

1

先摆数据。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314元。城镇是54188元，农村是23119元。

城乡差距是31069元。差了快一倍。

基尼系数呢？2024年是0.465。这个数字从2008年的0.491降下来了，降了0.026。

降幅听起来不大。

但你要知道，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65离警戒线还差着0.065，意味着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

城乡收入比也降到了2.34比1。比2007年最高点的3.14好多了。但2.34这个数字，在国际上仍然偏高。学者一般认为，城乡收入比降到2.0以下，才能说收入分配格局比较均等。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是，城乡收入比在降，基尼系数却降得很慢。这两个数据之间出现了“分野”。

什么意思？

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确实比城镇居民快，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在加深。

你在农村扶贫做得再好，如果城市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一个普通白领拿十万，基尼系数还是下不来。

这就是温铁军那句话背后的现实。

2

那靠什么来缩小差距？

有一种思路叫“涓滴效应”。意思是，经济发展了，水涨船高，富裕阶层的财富会自然往下渗透，底层也会跟着受益。

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美好。

但现实不这么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数一数二，可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85一路涨到了2008年的0.491。水涨了，船确实高了，但高的是大船。小船还在原地。

温铁军说得更直接——靠经济自然增长，想让底层一起变富，根本做不到。

所以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用制度力量主动修正方向。

1994年3月，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行动纲领。目标很硬：用七年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八七”这两个字，就是“八十年代到世纪末七年”的意思。

当时的贫困是什么状态？很多农村家庭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生病了去不起医院。

八七计划怎么干？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把资金一锤子砸到贫困地区去。

效果是看得见的。八七计划期间，贫困县的农业增加值增长了54%，年均增速7.5%。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涨到了1337元，年均增长12.8%。

翻了一倍多。

这不是涓滴效应渗下来的，是国家主动把资源往最底层推。后来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再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政府出手，把底层拉上来。

3

但扶贫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吃饭、喝水、上学、看病，这些是底线。

要谈共同富裕，光靠扶贫不够。还得解决“分多少”的问题。

农村跟城市的收入结构完全不一样。城里人靠工资，再加上房产升值、理财分红，七七八八加起来收入可观。农村人呢？绝大部分还是靠力气和土地，财产性收入少得可怜。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只有343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只有8.3%。这8.3%还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农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温铁军提出“双层PPP”模式的出发点。

他说的“双层PPP”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公共”，指的是政府投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形成集体资产。国家把钱投到村里，修路、架电、建厂房，这些资产归村集体所有。

第二层“私有”，指的是村集体再通过“做股量化”，把这些资产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村民变成股东，参与分红。

通俗点说，就是让农民不只是靠种地挣钱，还能从集体资产里分到一份。

这背后的核心思路，是“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你家里有闲置的土地、山林、水面，过去只能荒着或者低价租出去。现在通过确权入股，这些资源变成了你手里的股份。每年集体挣了钱，你按股份分红。

这才是让土地和资源变成实实在在能分的资产，让农民手里有了一张“财产性收入”的王牌。

4

这个思路不是纸上谈兵。福建宁德屏南县的四坪村，就是一个活的样本。

四坪村在福建东北部的山区里。2016年的时候，村里只剩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屋没人住，塌的塌、倒的倒。再过几年，可能整个村子就没了。

2017年，四坪村开始走文创兴村的路子。

具体的做法是：村两委统一把老屋流转出来，跟新村民签15到20年的租赁合同。艺术家、创业者、退休人员带着资金和理念住进来，把破旧的老屋改成工作室、咖啡馆、民宿。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村民用土地和房屋入股，年底按股分红。

现在四坪村常住人口从十几个人回升到了280多人，引入了18家艺术空间，培育了甜品、陶艺、研学等多种业态。2025年旅游创收超过5000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了52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1万元。

周边的龙潭村走的是类似的路。通过“老屋认租15年”模式，吸引了131位新村民入驻，打造了70多个文创空间，带动村民年人均收入从7600元涨到了3.5万元，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

屏南全县，2025年接待乡村旅居游客超过810万人次，以“新村民”身份长期旅居的创业者、数字游民、康养人群突破了900人。

这些数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村集体把财政投进来的钱变成了资产，资产再变成村民手里的股份。村民不仅有房租收入、务工收入，年底还有分红。这就是“三变改革”在现实中的落地。

5

有人可能会问：这跟过去搞集体经济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运作方式变了。

过去是集体统管一切，农民没有明确的股份，挣多挣少说不清楚。现在是确权到人，每家每户有多少股、能分多少钱，账面上清清楚楚。村集体更像一个资产运营平台，村民是股东。

温铁军把这个过程叫做“生态资源的价值化”。

农村的资源——土地、山林、水、空气、风景——这些东西过去不值钱，因为没法交易、没法定价。但通过制度设计，把它们变成可以入股、可以分红的资产，它们就有了市场价值。

四坪村的老屋，过去塌了都没人管。现在签了租赁合同，新村民花钱修缮，老村民拿租金，村集体收管理费。一栋房子的价值被激活了，三方都受益。

温铁军的“双层PPP”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政府投钱是第一道，村集体做股量化到农户是第二道。两道叠加，才能让公共投入的成果真正落到每个人的口袋里。

这跟西方那套“让市场决定”完全不是一回事。市场不会自动照顾弱者。如果全交给市场，资本只会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农村的资源因为分散、非标准化、回报周期长，资本根本不愿意碰。

所以才需要制度出手，先把资产确权、量化、组织化，再引入市场机制。

6

回过头来看，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条路走下来，核心逻辑是清晰的。

用制度力量，断掉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个农村孩子，他的父辈穷，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路，没有电，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八七计划修了路通了电，脱贫攻坚建了学校建了医院，乡村振兴开始让农民有了财产性收入。一代人接一代人地推，穷根子才能刨干净。

这个过程里，市场很重要。但光靠市场不行。

高速增长不会自己带来普遍富裕。中国四十多年的经验证明，经济总量做大了，蛋糕确实大了。但怎么分蛋糕，得有人管。

分蛋糕的机制，如果完全交给市场，结果就是温铁军说的那样——少数人永富，多数人画饼。

四坪村那些村民，如果没有村集体牵头流转老屋、引入新村民、搞股份合作，他们的老房子只会继续塌下去。外面的资本不会主动跑进一个只有十几个老人的空心村。

是制度先把基础打好了，市场才有进来的可能。

7

当然，这些案例只是先行一步。

屏南县的几个村子做成了，不代表全国所有农村都能照搬。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人才储备都不一样。四坪村能引来艺术家，别的村未必行。

温铁军的“双层PPP”也还是理论框架。要把这套框架推广到全国，需要更细的制度设计、更扎实的基层治理能力、更透明的财务管理。村民变股东之后，怎么保证分红公平？村集体资产怎么监管？经营亏损了谁来承担？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标准答案。

但方向是对的。

现代化也好，共同富裕也好，核心只有一条：让普通人真正参与到财富分配的大盘子里来，而不是站在旁边看。

分饼的权利交到群众手里，日子才会像蛋糕一样越分越大。

四坪村那280多个人，现在不用再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家门口有活干、有房住、有分红拿。这就是最朴素也最有说服力的共同富裕。

其他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