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上海法租界附近，陈延年被捕后，敌人很快认出了他的身份。这个年仅二十九岁的青年，既是陈独秀的长子，也是中共早期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展组织工作的骨干。可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他从未把陈独秀叫作“父亲”，而是以“陈独秀”或“陈叔叔”相称。

这并非一句称呼那么简单。

陈延年出生于1898年，幼年主要跟随母亲高晓岚生活。陈独秀长期在外求学、办报、从事革命活动，父子之间聚少离多。对年幼的陈延年来说，父亲更像一个遥远的名字，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依靠。

高晓岚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日子并不宽裕。乡里的议论、家庭的压力，以及陈独秀一次次离开留下的空缺，都使兄弟二人对父亲产生了复杂情绪。那里面有怨，也有不理解。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父子关系的，并不是一场谈心，而是一封求学的书信。

1915年前后，陈延年与弟弟陈乔年离开安庆，前往上海寻找新的出路。那时的陈独秀已经参与创办《新青年》，在思想界颇有影响。兄弟俩虽然投奔父亲，却没有把自己当作少爷，更没有依靠父亲安排人生。

上海的生活很苦。兄弟俩做过码头上的体力活，也在艰难环境中坚持读书。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疲惫时就找地方歇息。粗重劳动磨破了他们的手，也使他们更早接触到普通工人的生活。

这种经历，对陈延年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后来并不是从书本上认识劳工，而是在码头、工厂和拥挤的市民生活中，亲眼看见底层劳动者的困顿。进入震旦大学后，他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开始思考中国究竟该走什么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延年和陈乔年参加学生运动。那场风潮过后，许多青年发现，单靠改良和书斋里的议论，很难改变现实。1920年，兄弟俩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工厂劳动，也在华工和留学生中接触到更广泛的政治思想。

法国的经历促使陈延年发生了重要转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不再只是报刊上的概念，而成为他每天面对的现实。经过同留法进步青年的讨论，他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1921年二二八运动后，留法学生中的革命组织活动日益活跃。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有过共同的斗争经历，并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前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较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

有人曾问他：“你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险路？”

陈延年的回答很直接：“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总要有人站出来。”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难以完全核实，但它符合陈延年的性格。他不喜欢空谈，更重视组织、行动和纪律。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和党务工作，处理复杂局面时果断坚决，因此被同志们称为“小列宁”。

这个称呼，既是对他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的肯定，也说明他作风强硬。尤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许多党员遭到搜捕。陈延年主张保存力量、坚持斗争，不赞成简单退让。

此时，他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承担了重要责任，党内对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父子二人虽然都曾投身革命，但在政治判断和斗争策略上并不一致。

陈延年并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回避分歧。公开场合，他更多以同志身份面对陈独秀。也正因为如此，“从没叫过父亲”背后，既有早年家庭隔阂，也有革命道路上的身份变化。

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捕。敌人知道他的身份，也清楚他掌握不少组织情况，因而对他进行审讯和逼迫。陈延年没有屈服，始终没有透露党的秘密。

胡适与这件事的关系，常被后人说得过于简单。胡适和陈独秀曾是《新青年》时期的同人，私人关系较深。得知陈延年被捕后，胡适确实曾设法托人营救，希望通过各种关系保住陈独秀长子的性命。

遗憾的是，当时上海局势极其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个人求情很难改变审判结果。胡适的奔走没有造成陈延年牺牲，也不能说他与行刑者存在直接关系；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曾尝试营救，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遇害，年仅二十九岁。刽子手担心他站着就义，先将其砍倒，再实施杀害。这个细节见于相关历史记载，也解释了为何后人总把他的牺牲称为“站着死”的悲壮象征。

陈乔年后来也在1928年牺牲。兄弟二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广州等地，走过不同的革命岗位，却都没有离开那条充满危险的道路。陈独秀晚年承受着丧子的痛苦，而陈延年留下的，是一段没有被家庭关系遮蔽的革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