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12日，上海中央银行办公室内，黄竞武正伏案整理金融资料，门外突然传来杂乱脚步声。几名特务破门而入，枪口对准屋内人员。黄竞武没有争辩，只是合上文件，任由对方将自己捆走。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城内人心惶惶，一场围绕城市命运的较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黄竞武被捕，并不是偶然。这个出生于1903年的上海川沙青年，早年便走上了与旧式权力对抗的道路。1916年，他进入清华学堂求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年仅十六岁的黄竞武走上街头，与同学们一起呼喊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1924年清华毕业后，他赴美国留学，后来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他进入上海盐务稽核所工作，曾随美国专家考察各地盐务。那些年，他看见底层民众在贫困中挣扎，也看见官场的低效与腐败。专业工作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单靠技术修补，救不了积弊深重的社会。
抗日战争期间，黄竞武任职中央银行稽核部门，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他参与总部工作，并与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时，他曾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开展谈判工作。那段经历使他逐渐确认，真正能够把各阶层力量组织起来的，不是少数人的空谈，而是广泛的政治动员。
他性格刚烈，遇到不平之事很少绕开。一次在上海法租界，他看见巡捕殴打车夫，当场上前制止。巡捕试图将他带走，围观群众却迅速聚拢，事情最终没有继续扩大。还有一次，他在重庆乘车时，遇到特务欺辱售票员，便当面斥责。有人劝他少管闲事，他只回了一句：“不能因为害怕，就把公道让出去。”
这样的性格，也使他很早进入特务视线。抗战胜利后，黄竞武返回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投身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和联络工作。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上海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确。黄炎培等人积极响应，黄竞武则承担了更多隐蔽而具体的任务。
他清楚，上海不仅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是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若国民党在撤退前大规模转移资金，解放后的城市将面临严重困难。凭借在银行工作的便利，黄竞武搜集金融信息，联络同业人员，尽力阻止金银外运。据相关回忆，已有大批黄金被转走，仍留在上海金库的部分黄金也面临转运命运。
面对强硬命令，他没有坐等结果，而是组织银行职员抵制转运，并借助金融界人士和报界揭露内情。社会压力形成后，剩余的一部分黄金最终留在上海。此事看似只是金融风波，背后却关系到一座城市能否完整交接，黄竞武承担的风险可想而知。
1949年初，黄竞武又通过同学关系，尝试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他多次往返南京、上海之间，寻找能够瓦解守军的突破口。上海战事逼近后，他仍在联络浦东一带的军事人员，希望在解放军推进到关键区域时促成起义。
有人劝他离开上海，到安全地方去。他拒绝了，只说：“资料和名单不能落入敌手，先把同志们保护好。”那时，黄炎培已经离开上海，身在北方。黄竞武完全可以借助父亲的关系撤走，但他把未完成的工作看得比个人安危更重。
特务监视逐渐加紧，危险已经摆在眼前。5月12日，他在办公室研究策反事宜时被捕。消息传到北平后，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设法营救，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黄竞武救出来。上海地下党随即展开行动，试图通过看守系统打通关节，甚至一度出现释放的希望。
遗憾的是，局势变化太快。国民党军政人员准备撤离上海，特务机关担心地下力量趁乱行动，开始对被捕人员下毒手。黄竞武与多名地下工作者被关押、审讯，遭受了持续数日的酷刑。
1949年5月18日，距离上海解放仅剩几天，黄竞武被特务押往郊外杀害。有关报道后来披露，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敌人撤退前被秘密活埋。这个曾经留学海外、熟悉金融制度、完全可以过安稳生活的人，最终把生命停在了上海解放前夕。
1952年，黄炎培回到家乡烈士陵园为儿子扫墓，发现黄竞武的墓碑明显高大醒目，便当场要求更换。他说：“小武的贡献不能因此特殊，墓碑应当和其他烈士一样。”这位父亲没有为儿子争一块显眼的位置，只要求那块墓碑归入烈士墓群，和所有牺牲者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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