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不成想对方给出的回复是——
1923年，一个20岁的山西青年从猗氏县来到北平，考入世界语专门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颇受进步青年追捧，鲁迅常来讲课。
这个青年叫荆有麟，在鲁迅日记中，有时也被记作“织芳”。荆有麟脑子活络，做事勤快。他很快从众多听课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得到了鲁迅的留意。
在《鲁迅日记》里，荆有麟的名字一共出现了322次，鲁迅给他寄过30多封信，可惜如今存世的只剩一封。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在鲁迅交往的年轻人中，能够如此高频地出现在他日记里的凤毛麟角。
而真正让鲁迅对荆有麟刮目相看的，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的经历。当时鲁迅遭到通缉，被迫离家避难，暂住德国医院。他给了荆有麟50块钱，让他帮忙把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安顿出去躲避。
荆有麟在长安街东安饭店为她们租了房间，但鲁母担心家里两个女佣出问题，荆有麟索性晚上住在鲁迅家里，替鲁迅看守宅院。
这件事之后，鲁迅对他的信任大大提升。荆有麟后来一度在南京的《市民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考试院等处任职，鲁迅虽然对他走上仕途有所保留，但仍然尽力提携。
1927年，荆有麟因办报被奉系军阀侦知，被迫南逃上海，鲁迅还是写信给蔡元培，托他为荆有麟找工作。
鲁迅对荆有麟的印象，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1926年6月的一天，荆有麟从河南来，匆匆忙忙地丢下两包东西就走了，说是“方糖，送你吃的”。
鲁迅打开一看，是圆圆的、薄薄的黄棕色糖片，吃起来又凉又细腻，后来才知道那是河南特产杮霜糖。他在《马上日记》里把这件事写得妙趣横生，说自己本来想留着嘴角生疮时用，结果夜间没忍住，又吃了一大半。
鲁迅1936年去世时，荆有麟正在西安工作，两三个月后才赶回上海拜谒鲁迅的墓地。此时的荆有麟，人生轨迹也已经悄然转向。
老蒋后来在一次大会上大骂郭沫若“只为共产党做事”，使得国民党内与郭沫若熟悉的人都不敢再与他接触，极大影响了郭沫若的工作。
但背地里，他不断将这些人的情况密报上去，情报被列为“报甲”，即直接呈送老蒋，他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保密局长毛人凤专门找到荆有麟，交给他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留在南京，担任“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授少将军衔。毛人凤对他说，留下来是为了“党国的兴亡”，还特意提到他在重庆监视郭沫若、收集情报的“功绩”。
淮海战役结束后，荆有麟在南京城南夫子庙钞库街40号租了一幢房子，办了一个“蹦蹦戏”剧团作掩护，带着几个精心挑选的特工以及密码、电台，秘密潜伏下来。当时，国民党在南京一共设下了20多个潜伏组、站，安插了3300多名特务，荆有麟是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时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对此高度重视，指示公安局“先捉大鱼”，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也提到：
侦查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新华话剧团的演员阎杰。此人不仅是“潜京一分站”的上尉通讯员，还参与制造了南京“四一惨案”。据阎杰供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荆有麟会在新街口大鸿楼剧场后台门口和他碰头。侦查人员决定将计就计，张网捕蛇。
1949年6月12日上午，荆有麟如约出现在大鸿楼剧场后台门口。当侦查员亮明身份时，他没有反抗，被捕后的荆有麟对自己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供认不讳。
在他被捕时，他住的房子还是保密局当初替他租的，剧团里的售票员陈天锡也是特务，担任报务员，这些细节都一一印证了他“潜京一分站”站长的身份。
1951年5月，荆有麟被处决，终年48岁。
许广平后来得知荆有麟的真实身份后，说他是“子系中山狼”，表面上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心藏祸心。这个评价虽然激烈，却也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荆有麟写下的《鲁迅回忆》，至今仍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为他对鲁迅生活的近距离观察，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这份资料的价值和他个人的选择，构成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矛盾：一个人可以对一个人真诚地了解和记录，却又在更大的选择上背叛了那个人所代表的一切。
历史没有如果，但荆有麟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人年轻时的起点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其归宿的是后来每一次关键路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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