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夏，北京中南海，邓小平正在同几位中央领导研究十二大前后的人事安排。一项原本已经基本确定的任命，后来因为余秋里的一番请求发生变化，陈丕显也由拟任总政治部主任，转而承担了中央政法工作。
这次调整并非偶然。陈丕显从战争年代走来，既做过军队政治工作，也长期主持地方大局。对邓小平而言，他不是只熟悉某一条战线的干部，而是经过战争、地方和中央多重岗位历练的领导者。
陈丕显参加革命时年仅13岁。土地革命时期，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毛泽东等人亲切地称他为“阿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并与陈毅在赣南一带共同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游击岁月。
有一件小事，陈丕显多年后仍记得清楚。1935年，陈毅腿部负伤，伤口久不愈合，甚至出现感染。缺少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再设法挤出脓血。陈毅疼得满头大汗，却仍对身边人说：“用点劲，别怕我疼。”
这种患难中的相处，影响了陈丕显一生。陈毅后来率部开辟苏南根据地，陈丕显则在苏中主持地方和军队工作。两人虽常常分隔两地，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陈毅曾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陈丕显逐渐显露出组织、动员和主持全局的能力。1948年3月，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年仅32岁，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较年轻的兵团政治委员之一。
他的长处并不只在军事指挥。淮海战役期间，陈丕显参与领导华中地区的支前工作，组织民工、粮秣和运输力量，为前线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役胜负，既取决于前方冲锋，也离不开后方严密而庞大的动员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先后在苏南、华东和上海工作。1952年，他调任上海，后来长期担任上海市委重要领导职务。上海情况复杂，工业、商业、城市管理和社会关系彼此交织，陈毅在离开上海前，曾特别提醒他，工作既要积极，也要慎重，不能偏废一端。
1965年11月，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那时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但身体状况并不好。1966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仍坚持处理工作。邓小平对他的能力和处境一直有所了解。
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可考虑把陈丕显调到北京工作，认为他年纪尚不算大，且有能力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此后，陈丕显又到云南、湖北任职，在不同地区经受考验，直到成为中央领导层中熟悉党政军工作的干部。
1982年，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十二大，原本考虑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此同陈云、李先念以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交换意见，大家都认可陈丕显的资历和能力。
变化出现在另一项工作安排上。余秋里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又负责经济工作，但对政法工作并不熟悉。他经过考虑，托王震向邓小平转达意见：“我想回部队，能不能和丕显同志换一换？”
这件事摆在中央面前，既涉及个人专长，也关系到军队和政法工作的实际需要。邓小平随即让胡耀邦征求陈丕显的意见。陈丕显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只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到总政可以，做政法工作也可以。”
1982年10月，邓小平作出批示，确定由余秋里到总政治部，陈丕显负责政法工作。由于决定来得较快，余秋里赴任时还来不及制作军装，只能先穿中山装。陈丕显的正式任命，则到1983年5月才对外公布。
余秋里对此十分感激。一次见到陈丕显，他当面说：“阿丕，我感谢你，请你吃三天饭。”说完还连鞠三个躬。陈丕显只是笑着摆手，没有把这次职务变化看成个人进退，而是把它视为组织工作中的一次调配。
此后的陈丕显，仍以一贯的强硬作风处理原则问题，同时也保留着宽厚、重情的一面。1990年4月，他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继续参与相关工作。对身边同志反映的情况，他有时会当场批评；一旦查明事实有误，也会主动要求向被批评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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