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喜、温惠被控职务侵占案中，1500万元商铺是否“低价侵占”，关键不在于事后评估出多少价，而在于定价信息最初由谁形成。

《房屋租赁台账》的下段四行，写有“税后月租17万”“1500元×10800≈1620万”“营业税约80万”“所得税约350万（可抵）”，直接反映1500元单价和税费测算来源。

庭审中，宝新能源财务总监丁某珍坚称台账全部手书内容由其一人书写；被告人温惠则始终称，后面四行是叶华能在其办公室口述，由她用铅笔补写。2026年9月，辩方及家属提交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报告，主张对台账复制件及2025年9月19日庭审丁、温当庭抄写样本比对后，后四行系温惠书写，并已向顺德法院交台账原件、申请重新鉴定。

签定结论给出的答案如果成立：丁某珍若继续主张后四行由其书写，且与原件重新鉴定仍不一致，就其庭审和此前笔录中关于台账书写、1500万定价来源、合同交付、叶华能是否知情等陈述，应认定为涉嫌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法庭不应仅作“证言不采信”处理，而应将涉嫌犯罪线索记录在案，并移送有管辖权机关立案侦查。

一、后四行书写人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定罪核心

伪证罪只评价“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所谓重要关系情节，是指该事实会影响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罪重还是罪轻。住址写错一字、与案情无关的日期偏差、衣着颜色记忆不清，通常不属于此类；但谁书写定价测算、谁提出1500元单价、谁向实控人汇报，直接决定职务侵占的“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能否成立。

本案若后四行由温惠按叶华能口述书写，则1500元单价测算的信息起点在实控人一侧，不在宁远喜一侧。温惠稳定陈述：叶华能把已有上段账面信息的台账交其补充下段，口述税费数字，其后她按叶指示向租户征询购买意向。若这一书写归属成立，丁某珍所称“在宁远喜办公室按宁要求列账、1500万总价由宁告知”的基本叙事就失去载体。反之，若后四行确为丁某珍书写，其关于宁远喜定价的证言才另有客观依托。因此，书写人归属不是台账格式问题，而是1500万这一笔谁决策、谁执行、宁温是否合谋的根本事实。

二、丁某珍的证词已不止“记忆偏差”

按公开庭审材料，丁某珍在重审第37天出庭时称，台账全部手书内容由其书写；温惠此前及出庭对质时称后四行为其书写，法庭随后让二人分别抄写争议四行、签名按印。除书写人外，其证词还有数处与先前笔录和其他证据冲突：

其一，1500万何时知晓。庭审中出现“宁远喜告知”与“看到售房合同1500万后才认定宁定价”两种说法，辩方追问后一理由时未获回答。

其二，售房合同由谁交付。公安早期笔录称办公室主任陈志红交付，2024年询问及出庭改称宁远喜亲自交付；朱明勇当庭追问“你还宣誓了”，其诉讼代理人解释为先误记为陈志红、后回忆为宁远喜。

其三，价格是否偏低、向谁提示。出庭对是否向宁远喜提过偏低，先答“不太记得”，整体陈述又倾向于将定价责任归于宁远喜；对叶华能付款报批、同层办公、是否汇报等关键环节，多次以“记不清”回应。

其四，是否独立市场评估。辩方争议在于，税务计税评估、刑事市场评估与账面测算不能等同；若证人把税务核税材料表述为独立第三方市场评估，会直接影响3038万等价差证据的可采性。

上述矛盾单独看，或可用“时隔多年、概念混淆”解释；但叠加“后四行书写人”这一可客观检验事项，性质就不同。若法院对台账原件委托重新鉴定，采用2014年前后丁某珍、温惠同期样本，结论仍认定后四行由温惠书写，而丁某珍在已知温惠主张、已当庭抄写比对、已接受辩护人逐字质证的情况下，仍坚持全部由其书写，就不再是单纯的记忆误差。

三、按刑法第三百零五条，其涉嫌要件已经具备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刑事诉讼中证人对于与案件有重要关系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构成伪证罪。

主体和场合具备。丁某珍在侦查询问、重审出庭均作为证人，属于刑事诉讼证人。

重要情节具备。后四行书写人、1500万单价来源、合同交付人、是否独立评估、叶华能是否知情，均关系宁远喜、温惠是否构成职务侵占以及罪责大小，不是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小事。

客观虚假具备前提。若原件重新鉴定确认后四行温惠书写，则“全部由我书写”在该部分与客观鉴定不符；其关于合同由宁远喜亲自交给、价格由宁告知等派生陈述，若与用印登记、陈志红笔录、税务原件、叶华能报批材料再冲突，客观虚假范围不限于一笔迹点。

故意和目的应进一步查实。伪证罪不能只因“说错”入罪，必须证明其明知真实情况而故意假证。可查方向包括：其出庭前是否阅看台账原件或高清复制件；2022、2024笔录与2025出庭陈述是否经人为调整；其将后四行认作己写，是为了把1500万定价包装成宁远喜授意、加重宁温罪责，还是为了掩盖叶华能口述定价、财务按实控人指令执行这一对报案方和被害单位不利的事实。若证明其事先知道后四行非自己所写，仍向法庭宣誓作全部由自己所写的陈述，且整体证言把决策责任由叶华能转移至宁远喜，即同时符合“故意”与“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方向。

类似案例中，证人明知现场真相仍向公安机关作虚假证明、意图使他人逃脱或使无辜者受究，法院均以伪证罪追究责任。本案数额更大、影响罪与非罪，若笔迹与笔录闭环证明作假证，则更应该追究责任。

四、单方鉴定可启动，但追责应以原件重鉴为基

目前的鉴定报告由家属委托，检材含台账复制件和庭审抄写样本，庭审抄写为实验样本，可能受临摹影响；复制件清晰度、同期样本充分性也不如原件鉴定。因此，仅凭这份单方面的签定报告不能直接定罪，但它已经足够证明“涉嫌”：

第一，明鉴比对“税”“万”“约”“租”“抵”等字，认为后四行与温惠样本大量符合、与丁某珍样本差异；庭审当庭由朱明勇等作人工比对，亦认为后四行接近温惠。两相结合，已非普通言词争议。

第二，温惠向书记员和辩护方确认原件、后四行由其按叶口述书写；丁某珍若不能说明其“全写”的具体形成过程，而原件显微、比对、同期样本均否定其书写，则虚假陈述嫌疑由“可能”转为“高度可能”。

第三，既然法院已收取台账原件、辩护方已申请鉴定，合议庭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对原件重鉴，样本采用2014年前后温惠、丁某珍其他手写材料，而非仅用庭审抄写件。重鉴若同结论，即应将丁某珍伪证线索连同全部矛盾笔录移送公安机关；如进一步发现有人提供统一口径、教其改变合同交付人、教其把税务核税说成市场评估，应另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审查妨害作证。

五、结论：不是“证言不可采”就够了，而应移送追责

宁远喜、温惠案若后四行最终确认温惠书写，丁某珍“全部是我写”的不只是可信度问题。该陈述直接支撑“宁远喜定价”的指控核心；若其事先明知而坚持假证，并配合合同交付、价格评估、实控人知情等系列虚假或选择性陈述，便涉嫌以伪证方式陷宁、温于罪、或隐匿叶华能定价的罪证。

因此，对台账原件尽快委托重新笔迹鉴定；鉴定确认后四行非丁某珍书写的，法庭应将丁某珍关于台账书写、1500万知价、合同交付、是否独立评估、叶华能知情等矛盾内容逐条固定；对其中故意作虚假证明、影响重要情节的部分，依据刑事诉讼法证人如实作证和伪证追责规定，将涉嫌伪证罪线索移送有管辖权侦查机关。查实有指使的，一并追究妨害作证责任。

案件尚未宣判，丁某珍最终是否构成犯罪，由侦查、起诉、审判全程序依鉴定意见、同期样本、全部笔录和主观目的证据确定。

但在现有明鉴报告、庭审抄写比对、温惠稳定陈述及丁某珍多版矛盾笔录共同指向的情况下，已不应再以“记忆不清”轻描淡写带过；对可能影响他人罪责的关键假证，应当进入刑事追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