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国家医保局转发了丁香园一篇文章《华西真实病例！拔一根鱼刺，这群中国医生竟然发了SCI》。

这是川大华西医院血管外科黄斌教授、郭强副教授团队，曾在心血管疾病领域权威期刊European Heart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题为“A fish bone wandering in the body”的学术文章，阐述了一例鱼刺刺穿食管、刺入主动脉并游走至肝动脉的病例。

病例显示，患者为51岁男性，2023年3月31日吞咽鱼刺，后出现胸痛症状于当地医院就诊，内镜检查未见食管异物。

几天后，他因为胸骨后隐痛住院检查，CT 却发现鱼刺穿破食管，扎进了胸主动脉，形成主动脉食管瘘，医生开胸探查，修补了主动脉损伤，但却没有找到鱼刺。

患者随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后，经多学科会诊、CTA、三维重建、超声定位，医生最终在开腹手术中找到了这根约 2 厘米长的鱼刺，并修补了被刺破的肝动脉。

一根鱼刺，先后牵动食管、主动脉、肝动脉，两次就诊，一次转院，两次手术，多学科协作，最后还发了 SCI。

这看起来是一个罕见病例。但现实中，其实并不少，只是并没有被写成SCI，也没有被报道出来，引发关注。

天津一位医生说：前几年，一个家里给办升学庆功宴的女学生，也是卡鱼刺，家人让噎馒头，最后，鱼刺扎穿食管纵隔，120转院，警车开道，到了外省，最后还做了移植手术。

广西一位医生说：我院放射科医生还曾被冤枉了，前几年有一患者经常肚子不舒服，做腹部CT检查发现肠壁有一肿物，密度不均匀，增强后不均匀强化，考虑肠肿瘤。术后发现是鱼刺穿破肠壁引起血肿和疤痕增生，从中吸取教训。

安徽的一位医生说：去急诊会诊过一个病人，卡鱼刺6小时来院，CT提示纵隔内积液，考虑出血，紧急转诊到省会三甲医院急诊手术的，病人还是没有救过来。

说良心话，中国大夫是世界取鱼刺技术的顶流，得益于熟能生巧的每年海量取鱼刺医案。

说个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据说外国医生偶遇鱼刺卡喉病例往往大惊失色如临大敌，

一是人家基本食用的是不带肌间刺的海鱼类，二是医生很明白人类内黏膜组织，面对尖锐鱼刺的伤害是毫无招架之力的。鱼刺虽小，后果难料。所以他们多是食用海鱼、鲈鱼等没有肌间刺的鱼种，尽量避免食用河鱼。

可见。鱼刺是小东西，但会引发大问题。

那么，国家医保局为什么要转发华西的这则真实病例文章？

显然，你想写春天就不能只写春天。

我们看病例也不能只看病例，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简单的科普，而应该看到国家医保局转发这篇文章背后的深意。

那就是，在DRG下，病历的主诊断，一定要写好，不能简单了之，要分病程发展阶段。

比如这个病例。一开始，门诊就诊，是考虑是鱼刺卡喉，主诊断是“食管异物”。

进一步住院开胸手术治疗，主诊断就应修改为“食管异物穿透导致主动脉损伤、主动脉食管瘘”。

后转华西医院，发现鱼刺进入血管定刺破肝动脉并定位在那。医生将鱼刺取出并进行了肝动脉修补。主诊断应修改为“肝动脉异物伴肝动脉损伤”。其他诊断则为“食管异物史、主动脉食管瘘或主动脉损伤术后状态、开胸术后状态、慢性胃炎”等。

也就是说主诊断的原则，不是病程从何开始，而是本次住院发现的病程主要问题、主要治疗手段解决的的疾病是什么。

这个患者到了华西医院这一阶段，主要治疗已经是手术肝动脉探查、鱼刺取出、肝动脉修补。主诊断就不能再刻舟求剑的写成“食管异物”，否则就会出现诊断与手术不匹配，从而影响 DRG 入组和医保审核。入组不同，支付标准不同，医院的盈亏结果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五一期间，国家医保局要转发这则病例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DRG/DIP不是简单控费工具，更不是把病组支付标准变成科室和医生的限额指标。而是要求规范诊疗、减少不合理费用。但对于真正复杂危重疑难病例，医保是承认的，也支持有合理补偿的。即便像这样不能被普通病组平均值简单覆盖的罕见病例，也可以走特例单议病种之路。

我们每一位医生，都应该从国家医保局转发的这则华西病例中学会如何踩准DRG的黑白键。

可以这么说，大数据AI时代之下，医保监管只会越来越精细科学规范。

普通医生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赌风会过去，也不要心存侥幸。你唯一能抓在手里的，是病历、流程、证据和边界。

所有临床决策，都要能经得起循证的检验。

为什么用这个药？

为什么做这个检查？

为什么用这个耗材？

为什么收这个病人？

为什么选择这个治疗方案？

病历里能不能讲清楚？决定你有没有事。

我认为，以后真正保护医生的，不是你说“我是为了患者好”，而是病历能证明你确实是按医学逻辑做的。

医学依据、适应证、风险告知、替代方案、患者情况，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繁琐，关键时候就是保护自己的证据。

老叶最后想说的是，像这类罕见病例，其实对于医院来来说并不罕见。走特例单议之路，现实执行起来太难了，医保DRG操控者很多其实缺乏这方面理解，较难应用到医保结算中，医生，医院，医保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不管这一病例进入哪个组，是不是高倍病例，也不管它是不是特病单议，医院最后大概率都100%肯定亏。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医生常陷入一种“两面不是人”的困境。

不开检查，被质疑诊疗不全面，存在漏诊风险。

开了检查，又被贴上“过度医疗”的标签。

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同样的临床决策，可能在不同情境下被截然相反地解读。

这种“两头追责”的现象，不仅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也迫使一些基层医院和一些不大不小的医院医疗行为日益保守，稍微麻烦一点的病人就会往上转诊，最终损害的是不仅是小医院的医疗技术发展、还有医保基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患者的长远利益。

因为，整个社会对医生无限地释放最大的恶意，那么，医生这个职业，也就会慢慢失去了发展的根基。

特别是基层医院，医院与医生的操作在DRG层面来看，也许还存在改进空间，在程序合规性方面或许还留有一些瑕疵。

但考虑到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若将所有操作都套用大三甲医院的标准严格执行，可能抑制基层医疗机构医生诊疗的积极性。

对此，社会应秉持包容的态度，只要合规的底线不突破，医保就不妨给予基层医院医生一定的包容弹性空间。

基层医生太难了，他们只能基于有限的检查信息，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做出最佳判断。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做，但那不是医疗的逻辑。

来源：老叶说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