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农历八月初七，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的士兵陈广忠领到了饷钱。这位1908年出生、16岁就走进东北军行伍的士兵不会想到，这竟是他军旅生涯里最后一个安稳觉。那天夜里十点多，北大营西南方一里地外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日本人炸断了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随后嫁祸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扑来。

睡梦正酣的陈广忠被震醒，不多一会，机枪声、步枪声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炮弹就落进了营区。直到连长来叫他们，这些人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多年以后，隐居在黑龙江东宁县的陈广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那一夜，最先讲的却是白天。事变之前，日本人早已在东北无法无天：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驻着日军，铁甲车昼夜巡逻，日本军官三天两头借"参观"名义钻进北大营到处查看，后来干脆三五成群、全副武装地进来闹事挑衅。士兵们恨得牙痒痒，长官却反复强调军纪，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

秋天一到，日军的演习就多了起来，天天折腾到深夜；9月18日当天，南满火车站墙上甚至贴出布告，谎称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让居民不要惊慌。

有弟兄从城里回来报信：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当当，还拖出了大炮。情况不妙，谁都看出来了，第七旅的防备，不过是9月13日到15日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做的转移演习——长官们说，那是演习"一旦日军进犯，如何有秩序地退走"。日本人练进攻，我们练撤退，陈广忠后来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讲。

更让陈广忠耿耿于怀的是，枪响那一刻，营里竟没有一个主官。张学良远在平津，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给父亲办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了家，偌大的北大营，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一个人住在营区。陈广忠生前无数次向人提起这一幕："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没想到，事发时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北大营。"

爆炸声响起后，陈广忠所在连的连长正好是当晚的值日官。团长不在，他当机立断，把各连的连长集中到一起，下令部队进入战斗岗位。士兵们操起步枪，刚刚就位，上面又来了命令：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人哭了，有人骂起来，甚至有人当面质问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紧接着等来的，是一道更令人绝望的命令——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

因为这道命令，接下来是陈广忠一生中最难熬的两个多小时。

日本人很快越过西围墙，率先冲进了西侧621团的营房。撤出来的弟兄们浑身是血地讲述那边的惨状：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士兵躺在床上没动，被活活刺死在床上；有人钻到床底下，也被机枪扫射而死；有人手里明明攥着枪，却不敢擅自还击，被追出来开枪打死。火光之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

陈广忠和战友们隐蔽在暗处，眼睁睁看着平时在一个操场上出操、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被日本人追着打，刺刀捅上去，满地都是血——而他们手里有枪，却不能还手。

"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可是听什么命令呢？电话线早被日本人剪断了。对面，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的日本兵喊杀声跟鬼叫一样。多年后陈广忠回忆这一幕，仍轻声说："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终于，连长看着越逼越近的日军，说了那句话："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一声，是抗命，也是自救。士兵们的子弹终于射向了敌人。那一夜北大营内违令还击最著名的，是620团团长王铁汉——他在长官严令"将枪弹缴库"时回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率部且战且走，突围出营；而陈广忠所在的连队，则是基层官兵自下而上的自发开火。

枪战正酣，陈广忠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钻心地疼——他中了鬼子的枪。可那时他顾不上，心里只有报仇，仍在原地开枪。直到接到按演习路线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的命令，撤到安全地带，他才知道，自己的嘴已经被打穿了，牙龈和牙全被打没了。而这，他还算幸运——清点人数时，光他们一个班就死了六个人。

1931年9月19日凌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陷落。据日军当年绘制的进攻北大营作战图，其估计中方驻营兵力多达八千乃至一万人，而发起进攻的日军不过五六百人。第七旅伤亡、失踪总计四百八十余人。

一个装备着步枪、机枪、迫击炮的精锐旅，愣是被几百名日军打得弃营而逃。陈广忠晚年说起这句时，连用了一个词——丢人。

撤退途中，长官传达张学良的话：想回家的可以走。

陈广忠想，当兵当到这份上，没意思了，他没回家，一路去了哈尔滨。这个从东北乡野走进军营的士兵，用一颗穿透口腔的枪伤，见证了十四年抗战屈辱与抗争交织的第一个夜晚。

陈广忠2006年5月在东宁去世，生前是媒体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北大营士兵亲历者。他用乡音留下的那段口述，如今静静躺在2005年的采访实录里——那是一个普通士兵视角下的九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