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门楼上响了一声枪,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只是让蒋介石被扣押了半个月,还促成了一个“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况。
然而,到了晚年时期的徐向前元帅,在翻看《历史的回顾》这本书翻到那一页时,用铅笔把一行字圈了起来,然后跟在身边负责整理他口述内容的军史人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所有听的人后背都感觉到发凉,他说:“要是张学良那一次没有把扣押行动做成,红军就不是等着被围剿,而是已经把枪擦好了、把路线算好了、把粮食备好了——要再进行一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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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一段有着高度机密性、处于即将实施状态的真实预案。把时间往回拨到1936年的秋天。到了10月的时候,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先后实现了会师,从表面上看长征好像“结束”了,可是会师并不意味着就生存下来了。
陕北根据地的面积很小,延安全县再加上周边的几个县,就算最大限度地算,也只能养活两三万的游击武装人员,却突然一下子涌进来三大主力一共七万多人。到了11月,黄土高原就开始下雪了,战士们穿着单衣单鞋,伤员躺在窑洞里,连药都没办法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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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在日记当中记载道:“战士们脸上呈现出饥饿的神色,棉衣十件当中有八九件都破了,棉花都露在外面,只能用草绳系在腰间来抵御寒冷。”张闻天给共产国际发的电报里面有一句话,后人读起来都会觉得心酸,那句话是:“不管是五万还是十万的援助都要快送来,你们每推迟一天,红军当中被冻死或者饿死的人就会多增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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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把“先处理国内事务再抵抗外敌”这个策略推行到了极致——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从湖南调转方向往北行进,关麟征、杜聿明、毛炳文各自带领的部队朝着陕甘边境压过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被推到了围剿共产党军队的最前线,黄河渡口也被封锁了。
宁夏战役计划刚刚开始实施就进行不下去了:苏联援助物资要从定远营登陆的通道,被马家军和中央军给夹住了,西路军两万一千人孤立地处在河西走廊,东边的主力部队要是被包围在三边、陇东的那条狭窄地带里面,下一次覆灭的情况可能就会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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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保安的窑洞里面连续熬了好几个夜晚。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套策略:相信张学良、杨虎城,搞“西北大联合”,把蒋介石的围剿共产党军队的阵线从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坚决守住陕北,依靠根据地的民众熬过1936年的冬天;要是张学良万一不行动、蒋介石万一不放弃围剿的想法,红军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必须要准备好让主力部队跳出陕甘宁地区,再走一次长距离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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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两套策略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三套策略是秘密的,只有军委当中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完整的路线。
在11月8日这一天,秘密的策略被写成了文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五个人联合签署,一份名字叫做《作战新计划》的绝对保密的文件在保安的窑洞里面形成了,全军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到三十个。
徐向前在黄河西岸指挥西路军进行战斗的时候接到了这份用密写方式写成的文件,他到了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才完全弄清楚:那不是一份普通的作战命令,而是中共中央在陕北快要没办法维持自身生存的绝境当中,给红军预留的最后一个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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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计划相关的步骤一层一层地朝着外面去推进:让河东的主力部队放弃进行固守陕甘宁这个地方,让红一方面军再加上红二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去占领合水这个地方、镇原这个地方、宁县这个地方、正宁这个地方,这样把胡宗南吸引到陇东这个区域;
趁着东北军让出通道这个情况,红军经过铜川这个地方、洛川这个地方、富县往南方行进,对咸榆公路东侧这个区域加以控制;到达韩城这个地方、宜川这个地方、延川这一带去筹集粮食并且制造船只,从清涧这个地方、府谷这个地方、神木段朝着东边渡过黄河然后进入山西;
进入山西之后先去查看阎锡山的态度情况,如果能够进行谈判就留在山西进行抗击日本的活动,如果不能进行谈判就去占领同蒲铁路;要是阎锡山把中央军引来进行合围,红军就朝着冀豫晋交界的地方转变方向,再渡过黄河进入豫东这个地方、鲁西这个地方;
朝着南方去到皖西这个地方、鄂豫皖这个地方、鄂豫陕这个地方,把红二十五军老家的群众基础翻找出来;根据情况回到陕甘这个地方,或者转到大青山这个地方。整个的行动过程不携带辎重物品,全部以轻装的状态进行,所耗费的时间是一到两年。这已经属于拿几万红军的性命去赌生存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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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主力部队朝着东边进发,中央派遣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一千八百人组成西路军朝着西边渡过黄河,任务是在河西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把与苏联的联系打通从而获得援助,同时对敌军主力进行牵制。
然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这个地方遭遇了马家军,几乎整个军队都覆灭了,这更加使得陕北红军必须实施“第二次长征”这件事情变得紧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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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计划即将开始启动的时候,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张学良发送来密电,请求红军“再等待一两个月”。中央决定把行动暂时延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在和平解决之后,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共中央紧接着决定放弃主力朝着东边出去或者朝着南边出去的战略转移计划,“第二次长征”被永久地搁置起来。
徐向前在晚年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曾经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可能被打垮”这种说法感到恼怒,他强调中央“早就有预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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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秘密的历史所揭示的,并非是假设历史的侥幸情况,而是一个质朴的真理:真正处于绝境进行求生,从来不会依赖奇迹,而是拥有做好最坏打算、紧紧握住最后一张底牌的决心。
当我们在历史的后见之明当中回头去看1936年冬天的陕北,所看到的并非是一条笔直地通向光明的平坦道路,而是一群人在悬崖的边上,运用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战略计算,为几万红军的性命预留好了最后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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