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有游客攀爬武大校园内树木（图源网络）

5月13日，武汉大学宣布校园完全对公众开放，进校不再需要预约。此举赢得一片掌声，很多人称赞“打开大门更显‘大学之大’”。

然而没几天，就有不少学生抱怨涌入的游客种种不文明行为，激增的客流还导致校内部分食堂爆满，用餐高峰时连学生都“无座可坐”。这一下子，又有很多人质疑大学校园是否有必要开放了。

在这个问题上，公众舆论常常自动分成“赞成开放”和“反对开放”两派，似乎只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我想，真正的关键恐怕在于：大学校园到底为什么要开放？是要开放什么？

其实如果问问现在的大学生，恐怕大比例都是反对开放校园的。不少学校的内部论坛上，占主导的声音都不想要开放，甚至有人说：“开放了，醉鬼进来怎么办？有人窥探浴室怎么办？自习室没法占座了怎么办？”

这些学生看不到开放校园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进来的“闲杂人等”都被视为风险因素，又或是挤占自己的资源。

不仅是他们，高校教职工也颇有人不欢迎外来者，因为既然是免费开放，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益，但大量游客的涌入却增加了管理成本，万一师生有什么失窃都不好说，“开放”总归意味着“不好管”，把校门一关，多简单？

要让人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抽象原则，那难免有些勉强。反过来说，这些学生所反对的，与其说是“开放”本身，不如说是“开放带来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思路不是一关了之，而是想办法管理好，使开放带来的客流量不至于影响校园秩序，让各方都能从中获益。

像游客挤爆食堂的问题，只需一招即可解决：就餐必须使用电子卡，校外人士可以办，但得交100元押金，通常只来一次看看的游客，一般不可能为了体验一次大学食堂就多花100元。

实际上，武大的食堂分风味食堂和学生食堂两类，只有前者面向公众及学生教职工开放，后者则仅供师生就餐。如果要优先保障学生需求，那办法有的是。

欧美日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没有围墙，游客可以自由出入，但为保障学校的教学秩序，特定区域是不对外开放的。

东京大学本部对所有人开放，但图书馆要刷卡才能进入，这就阻止了绝大部分游客，公众想要进入也可以，但要借阅则仅限于本校师生和持有利用卡的人士，著名的安田讲堂则干脆标明“游客止步”。

牛津大学有38个学院，一年到头游人如织，尤其是基督教会学院的大厅，由于据说是哈利波特故事中霍格沃茨大厅的原型，旺季只能前胸贴后背排队参观，但牛津没有把游客挡在外面，它只是开放部分区域，有些学院禁止入内，有些标志性景点则收取门票：莫德林学院5英镑，最受欢迎的基督教会学院则要8英镑。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大厅

国内的大学要是收门票，可能又会被非议“唯利是图”，因而限制客流的办法不是收费，而是预约，然而，这又导致了一种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的现象：越难进入的校园，就越容易因为供不应求而产生“黑市”。

清华、北大自2018年实行预约限额入校后，把大量申请者挡在门外，其结果，市场需求催生了黄牛：带进北大120元，带进清华80元。2025年9月，清华大学通报了四起校内人员勾结校外“黑导”违规报备入校、非法牟利的案件，涉事教职工被行政拘留。

原清华博导郑毓煌自一年前辞职后，公开主张“大学不应是封闭孤岛，要拆除物理与学术围墙”，强调大学应该回归公共属性，降低开放门槛，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确实，在欧美的许多大学，学校的教学资源都是与社会共享的，公众不但可以入校参观，也可以来听讲座、使用操场、借阅图书。本来公立大学就是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那公众为什么不能使用？

北大工学院副教授李植自2023年起，出入校园坚决不刷卡，因为在他看来，大学本来就应该是开放的，“从我小时候，进出校园从来都是随意的。你突然改成查证件才能进，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你提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至于游客多影响校园秩序，他认为只是管理不善，不能因此“一刀切”阻止入校，“大学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绝不仅仅是学生和老师所独享。”

为什么大学应当开放？这并不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自由包容”的大学精神，为此只能忍受不便，而是过分严格的门禁制度阻碍了校内外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对大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教育学家厄内斯特·帕斯卡雷拉在《大学如何影响学生》中总结了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学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个人的努力以及学术氛围、人际交往和学校的课外活动这些综合因素决定的。”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恰恰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而需要丰富的交流和社会实践，这样才不至于教育与社会脱节。

《你好，旧时光》剧照

李植之所以反对北大的预约制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很多学术灵感产生于随机、自由的互动中，但现在，无目的、未提前预约、临时起意的交流，在北大几乎绝迹了：

以前外校的老师路过北大，想进来坐坐、听个报告，抬脚就进来了。现在临时起意要来，还得走申请手续。以至于很多人嫌麻烦就不来了。学术交流、校际往来就这样被一点点磨损。

以前周围几所高校的学生相互串门，相约着去踢球、蹭课、听讲座，如今也不复存在，而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交往，原本不仅可能造就跨校之间人与人的联结，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思想碰撞。

在国内，湖南大学一直是极少数无围墙、无校门、全天候免费开放的高校之一，它的前身岳麓书院1903 年更名“湖南高等学堂”后的首任校长赵启霖就在学章中宣称：“书院之魂在通达，学堂之体在开放，拆院墙以纳新知。”本来，岳麓书院所自的古代书院制度就强调儒家的“有教无类”，而“开门办学、接纳新知”则表现出一种将传统和现代熔接在一起的开放自信。

到了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更新迭代空前快速的时代，大学更不应采取围墙式孤岛教育的做法。把一群年轻人关在围墙里，灌输一堆知识给他们，那是“高考工厂”的超级中学模式，但大学不一样，那应该是一个自由探索、开放交流的空间，教育不局限于课堂，资源也与社会共享，由此产生的社会整体效益远大于闭门办学。

《一起同过窗》剧照

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校园开放的深层次意义，并不在于放一些游客进来，打卡拍照、吃顿食堂，而是需要回归大学的公共本质，推动校内外的交流互通，让大学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只要管理得当，完全可以让游客只在部分区域参观而不打扰正常教学秩序，而大学校园真正应该对外开放的，当然也不是作为一个景点，而是成为一个社会互动的枢纽节点，

我想，这才是“开放”的应有之义：大学完全可以更主动地面向社会，扮演好自己的公共角色，那样一个大学的意义远不止“教书育人”而已——这才真正体现“大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