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一通报料电话让无数人揪心：云南曲靖的李女士向媒体哭诉，她的丈夫杨某在孩子就读的马龙区通泉中学调解室猝死，倒在了一场“针对校园欺凌的调解”之中。据家属透露，49岁的杨某于2026年3月30日下午5时进入调解室，6分钟后便因情绪激动突发猝死。杨某死亡后，学校工作人员拿出AED急救设备，但在场竟无一人会使用，急救人员通过电话指导李女士做起心肺复苏，但男子被确认已经死亡。

据李女士了解到的情况，儿子从这学期一开始，就被同学索要零食，继而被索要钱财，连床板都被打坏。而孩子的父亲得知情况后情绪激动，“从学校操场进入调解室，调解没几分钟，人就没有了”。这位父亲生前患有高血压，原本控制平稳的情绪被击溃，在调解现场夺走了他的生命。

事发后，当地教育部门成立了工作专班调查，公安机关亦已介入。但从李女士目前的自述来看，事情远未解决。在她看来，如果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不需要到校调解，丈夫的情绪就不会崩溃，生命的代价也就可以避免。这场悲剧再度把“校园欺凌为何屡禁不止”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推至风口浪尖。为什么屡禁不止？是学校的防火墙千疮百孔，还是法律的锄头挖得不深？

视频素材来源于抖音用户

“悲惨”童年：近三年校园霸凌频发

摊开近三年的重大校园霸凌档案，触目惊心。2026年4月10日，丽江玉龙县通报：“初三女生张某某在学校宿舍被5名舍友4次殴打”。涉事的5名学生虽被送至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校长被停职、分管副校长被免职，但受害女生的创伤已经造成。与此同时，《检察日报》公布数据显示：当前中小学欺凌事件年发生率为12.8%，关系霸凌和网络霸凌占比飙升，78.5%的霸凌事件未被正式记录，进入干预流程的不足10%。

如果把时间刻度拉回到2025年，从多个触目惊心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校园霸凌的冰山一角，更看到学校和管理部门的失职。

1月份，青岛一位家长刘先生的7岁儿子在学校被同学从两米高台上故意推下，导致全身多处损伤。更为讽刺的是，事发仅5天后，肇事学生居然被学校评为“最佳活力少年奖”，后经多方交涉，该奖项直到今年3月才被撤销。

9月初，广西苍梧县石桥中学受害女生小悠在宿舍被霸凌的过程中，短短22秒就被扇了17个耳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是，受害女生连续两天在同一地点遭受严重侵害，校方却迟迟不知，曝露出学校管理的巨大漏洞。

同年度再往北看，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一起案件令人心碎：受害女生小郝在一个多月内被打13次，整整13次！被打后确诊精神分裂。但涉事女生高某只被处以15天的拘留不予执行，且校方坚称两个孩子是“好朋友”。副校长正巧目睹高某打人却未加制止。

翻看以上霸凌事件的处理结果，惩戒力度严重不成正比——这种“大事化小”的态度，无异于给暴力行为发放了“免责金牌”。

“挡箭牌”下的安全地带：法律何在？

在这些恶性欺凌事件面前，公众最常追问的是：现有的法律和防治手段，为何就是堵不住漏洞？

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的界定仍存在大量盲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大量隐性欺凌行为因“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损害后果难以量化，而无法纳入法律规制范畴。仅就言语上的谩骂侮辱、社交排放型欺凌等频繁、恶劣的冷暴力，根本无法找到明确法律条款快速规制。在部分学校处理过程中，学生之间的普通摩擦与持续性欺凌的界限常被混淆，学校甚至会陷入“重形式轻实质”的机械化判断。

其次，在惩戒链条上，未成年的身份反而成了一些施暴者放肆的挡箭牌。当前我国针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惩戒梯度设置存在明显断层，低龄化趋势与责任追究难以匹配。欺凌行为导致严重后果，但根据现行规定，未达到法定刑事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欺凌行为，难以承担实质性责任。不满14周岁的施暴学生则基本无法适用行政处罚。这直接导致部分学生有恃无恐——“我大不了进不去。”

更可怕的是证据收集机制的结构性短板：欺凌者往往选择卫生间、楼梯转角等监控盲区实施侵害，受害者常因恐惧报复而隐忍，目击学生也因顾虑人际关系不愿作证，进入司法程序后证据链断裂问题突出。

最后不能不看到学校层面的麻木与摆烂。学校之于霸凌的“前置防线”似乎完全失灵：日常监管形同虚设，巡查空转。尤其在宿舍、课余时间、校外边缘地带，“午休宿舍的无人管辖”让霸凌得以滋生。欺凌事件发生后应对措施不力、对欺凌者惩戒宽松，对受害者心理疏导敷衍，甚至把家长的追责称为“胡闹”。

学校不是真空，每个成年人都曾上过学——教室后排被孤立的局促身影、走廊上被截住的恐惧。如果一所学校连最基本的日常观察和责任意识都没有，校园欺凌便成了人人都知道的隐性法则。

另一种思考：霸凌背后，谁在“指路”？

霸凌屡禁不止不只是法律和学校的事。如果把这面镜子转向更深的“生态环境”，你会看到一种颇具启发的新声音——一些媒体评论人和自媒体开始跳出“找专家论、喊惩罚”的旧套路，将目光投射到社会结构和管理体系上。

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型社会中，既没有社会法律的强制约，又缺乏高于普通成人的社会秩序，所谓的校规覆盖不了的“角落”太多——学生之间庞杂的人际关系、细微末节的矛盾冲突，都由校规说了算，但校规又由人来落实。

而关键的混乱点落在于：家长维权意识过分膨胀，“任何家长都不想孩子受一点点委屈”时，现实变了味。教师在遭遇家长无休止的投诉或过度维权时，常被迫在舆论场上百口莫辩，走投无路下便开始“走偏门”。所谓的“群体压力”由此登场——全班学生共同被施压，当老师对调皮捣蛋或家长难缠的学生有意无意地冷落或疏远时，班上的霸凌者会立即嗅到“谁被老师嫌弃了”。

霸凌者是老师惩戒的对象，却在下意识中成了老师手上的“打手”，无形中为霸凌者“识别目标”提供了盲区。因为在班级氛围中，如果一个调皮的孩子被当众冷落，同龄人为了迎合老师，便会将其隔离、嘲笑甚至欺凌，老师却在暗处成了旁观者。这种畸形的“群体压力”伤害是难以消弭的。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早就提出，群体压力使个体为了不被排斥，会遵从群体的行为和态度，在学生时代更为直观。霸凌行为绝非简单的个体暴行，它是一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生态系统多个因子相互搅动的结果。半月谈网刊载的反思文章指出：学生欺凌不是孤立个体的问题，也不是随机行为，而是复杂社会系统里多个要素互动的产物。不改变导致欺凌行为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惩处一起，还会有下一起。而这种生态环境的形成是渐进的，若不极力扭转，往往呈稳态化趋势，届时学生欺凌极有可能呈现多发态势。学校疏离的师生关系、偏颇的管理姿态，以及在缺失尊重意义上的沟通和信任机制，让霸凌变成了可以被默许的灰色空间。

重新尊重教师，才能从源头“断流”

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家庭、教师、学生和学校四者之间形成一个以“恐惧”和“抱怨”为核心的恶性循环时，唯一可行的路径或许是回到源头，让家长给予教师足够的尊重，这才是霸凌治理的重要起点。

然而现在的社会风气，却以另一种姿态冷眼看师道尊严。甚至一些家长、学生正用一种想当然的“上帝视角”看老师，动不动就投诉、拉横幅、网络曝光，把教育当成一项纯服务业。

据不完全反映，一位教师的遭遇令人唏嘘：去年9月，济南某中学田老师因被家长捏造“扇耳光、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捡桌牌”等虚假指控，校方迅速做出处分、调岗的决定，相关部门审阅364小时监控、走访71人后证实指控严重夸大，但前期处罚迄今仍未撤销。类似的举报泛滥已经产生明显的负面连锁反应——不仅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大量一线老师不得不放弃对学生的管教。有调查显示，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日常教学管理中，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的情况比较普遍。

一些老师坦言，如今跟学生说话都需要先评估潜在风险，以免被投诉。投诉的泛化与异化，根源在于家校责任边界的模糊错位。监督触角无限延伸，甚至细致到教师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时，便超出了合理界限。为了规避风险，部分老师被迫追求“不出事”而非“教得好”，对学生不当行为视而不见。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教育文献，开始冷静地反思：如果教师都成了“弱势群体”，在面对霸凌苗头选择沉默自保的时候，那道最原始、最微观的防线——“班级的日常育人管理”就濒临崩溃了。

所以说，与其建立越来越多的监督管理机制封锁老师的手脚，不如给老师最基本的职业权力：惩戒权，把被异化的“服务业心态”清除出去。家长不将师生关系视为甲方与乙方的交易关系，不把老师当成只会迎合的服务生，不让每一次校园风波都变成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才能让学校重拾真正的管教生态。

从家长层面，应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路径上拥有更长远的目光，少些消费“情绪投诉”，不把老师的任何惩罚或严厉话语当成攻击的把柄。只有教师觉得自己的职业人格被尊重，他们才会以更大的责任感去管束和守护学生，重视学生情绪变化，而不是简单地把班级管理当成一份拿一天工资、干一天活的工作。家校之间不是对立的两端，一个丧子的母亲的血泪教训，不值得用第二个惨剧来重新领悟。

（文章综合齐鲁晚报、中国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周刊、光明网、正义网、扬子晚报网、新京报、法治日报等）

撰稿：王槐鑫、张勇

编辑：吴增辉

审核：王子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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