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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术界和联邦政府当了五十多年的科学家，包括曾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但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下，我从未见过科学界被如此政治化。
一向以来，不论政治立场如何，美国人都尊重科学，并为科学突破感到自豪。在我的领域，这些突破包括揭示癌症的基本机制，以及研发延长寿命、改善生活质量的药物。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行政部门如今正向美国的科学事业发动战争。比如：提名对科学持敌对态度、根本不胜任的官员；发布一系列行政命令，限制学术会议、出版、出行和科研经费；甚至审查某些科学概念和用词；还试图削减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科研经费。
自1945年起，在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瓦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制定的国家科研蓝图指导下，美国政府一直资助大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的基础科学研究，而企业则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开发新技术和产品，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正因如此，美国几乎在所有科学技术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科学进步造福了医疗、农业、国防和制造业等各个领域。
当然，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管理方式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例如，国会应该给每个科研机构多少预算？科研经费该如何分配？如何评估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归谁所有？哪些研究应该得到政府资助，哪些不应该？这些问题不同政府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始终未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政府一直把科学技术界视为国家珍贵的资产，精心维护。
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许多科学家开始担心，他们的研究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特朗普政府提名了一些与科学背道而驰的人来领导关键的科研和医疗机构。比如，最著名的反疫苗人士之一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尽管他长期散布疫苗虚假信息、贬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工作人员，甚至举止怪异、不成熟，如今却成了卫生部长。
被任命为疾控中心（CDC）负责人的戴夫·韦尔登（Dave Weldon）博士，曾大力宣扬早已被科学界推翻的“疫苗导致自闭症”谣言。 而被提名领导NIH的健康经济学家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则因主张放弃某些公共卫生措施来控制新冠疫情而备受争议。他甚至还在考虑推行一个极端政策，减少对那些被指“压制学术自由”的机构的NIH科研资助。
这些人选荒唐至极，但却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贯的做法——系统性地削弱美国的科学和医疗体系。例如，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推行严格的移民政策，导致大量优秀外国科学人才不愿来美，直接影响美国科技的发展。
上周，政府企图剥夺大学和研究机构数十亿美元的NIH科研经费，尽管法院暂时叫停了这一举措，但这已经暴露出新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打压科研的决心。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科学的价值——美国一直在其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们揭开了生命的遗传蓝图，破解了细胞如何应对环境和病原体的入侵。然而，如果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继续遭受攻击，我们对未来更长寿、更健康生活的愿景将变得遥不可及，甚至会被其他国家超越。
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这些危险的政策，社会上的反对声却寥寥无几。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介入阻止了最极端的做法，但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抗议浪潮，这次公众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依赖科学创新保持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保持沉默，而以往支持科研经费的共和党议员，现在大多选择了服从党派立场。
阻止这一切，需要至少两方面的努力。
首先，所有热爱科学、希望看到新技术解决疾病、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人，都必须大声抗议。
其次，国会议员必须履行宪法职责，阻止不合格的政府官员上任，制约行政部门的破坏性政策，并确保科研机构获得必要的资源来继续工作。
这场战斗，美国输不起。
——哈罗德·瓦慕斯教授（Harold Varmus）因发现癌症基因的作用机制，与J. Michael Bishop共同获得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项研究揭示了正常细胞基因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变为致癌基因，对癌症研究和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也曾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1993-1999），大力推动医学研究和公共健康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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