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而震惊寰宇的三星堆遗址，其独特的金面具、金权杖和巨型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赫然迥异于中原文明或其他古老文明，独立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浪潮之上，成为耀眼明珠。距今3800年的三星堆和距今3200年的金沙遗址，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造能力和强盛繁荣。但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古蜀的历史和文明只能通过有限的史料加以认识解读，被认为是落后、原始和野蛮的。

当我们翻开这些史料，除了有“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偏见，“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吐槽外，也有《世本》“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的简练解读。

古蜀或也是黄帝后裔

《华阳国志》《史记正义》《世本》等，各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奉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

这些史料都在说明一点，古蜀王或为黄帝后裔，古蜀国与中原地区部族联盟存在宗亲关系。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帝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夏王朝缔造者大禹，都与古蜀国有着至亲的血脉联系。黄帝迎娶了西陵嫘祖为妻，嫘祖不仅是养蚕缫丝的始祖，她世居的西陵，据说也就在四川盐亭。如果这一地望能够确定，则说明古蜀在当时中原部族联盟中的地位非凡。即或，嫘祖西陵之地不确，那黄帝的儿子昌意迎娶了蜀山氏之女，生子为颛顼帝，并和大禹同为古蜀部族的后嗣子孙，却也是无争的。

此外，夏商乃至西周时期，对中原地区而言，古蜀国从来不是局外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在武王伐纣的关键时期，古蜀并西南八个部族坚定拥护武王，为推翻了商纣王朝提供了强力支撑。

以上，都在强调突出，早在上古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部族联盟就已经把古蜀部族作为了姻亲的重要对象，通过和亲政策来达成政治联姻的目的，这也才有了“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的记载。同时，这也从侧面客观反映了古蜀国与中原地区部族联盟的深厚渊源，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对等的外交关系和对等的社会地位。

古蜀国力的管窥

由于史料的匮乏，想要从寥廖有限的史料中全面探查古蜀国的全貌，无异于以寸莛击钟，异想天开。故只能另辟蹊径，期许从点滴中窥见一斑。

从古至今，一国之力，优先衡量的是它的综合国力、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面对迷雾一般的古蜀史料，我们只能从有限的点滴史料中加以剖析，从史料背后窥探、解读古蜀国力，经济和军事实力。

一、豪横的古蜀

春秋时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啥意思呢？

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古蜀国已经占有了“褒斜”（汉中之地），享有统治权。在史家笔下，可以确定的是在战国中晚期之时，周显王（前368-前321）之世的褒汉之地，即褒中、汉中（南郑），也是在古蜀国治下，由古蜀在统治管辖。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褒国是被西南强国庸国所灭，而庸国则是在周匡王二年（前611）被楚国联合秦国、巴国吞并瓜分的。也就是说，汉中地区的统治权是古蜀国在杜宇时代，吊打三大豪强，虎口夺食硬抢过来的，可谓豪横至极！

战略要冲，从来都是兵家反复之地。褒汉，也不例外。

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秦军取代蜀王对汉中盆地，褒汉的统治，“左庶长城南郑”。至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古蜀收复南郑。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秦国再度统治，但旋即又被古蜀占据。直到周显王之世，古蜀都拥有对汉中地区的绝对控治。公元前316年，古蜀被秦国灭国。四年后，置秦汉中郡。

二、令人胆寒生畏的蜀军

以下两条史料，字少信息量大，文字简练，值得细品。

1.《华阳国志·蜀志》“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卢帝，古蜀开明王朝的第二代帝王，时代应在春秋晚段或战国初期。雍，今日之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这里曾经是秦国历史上“九都”之一的第六处都邑，是历次迁都过程中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最为集中，建置时间最长、功能设施最为完备的王都。雍城，于秦德公二年（前676）建都，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迁都，在这328年间是秦国的国都。“卢帝攻秦，至雍”，就是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古蜀开明第二代帝王曾经率领勇猛无畏的蜀军攻打到了秦国的国都之下-雍城。

2.《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肃王四年（前377）正值战国时期，古蜀发动了对楚战争。一度攻占楚国的兹方（今湖北荆州松滋县），打到了距离楚国都城郢都（在今湖北荆州江陵市附近）仅100多公里的地方。楚肃王在仓促间垒筑起扞关（今湖北宜春长阳县西），才最终抵挡住了强大蜀军的进攻，可见蜀军当年的威猛彪悍。

以上史料，从表面上看是在突显古蜀国的军事战斗能力，但实则是在高调地宣扬古蜀国的强盛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条材料，都在突出一件事，那就是“千里奔袭”。在先秦时期，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后勤运输保障能力和强盛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作支撑，要实现“千里奔袭”，打到秦国都城之下、打到楚国国都百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不可能，亦是无法想象、无法实现的。由此可证，古蜀国拥有强盛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彪悍无畏的战斗力。

三、对外交往折射出的社会地位

古蜀国外交的史料，乏善可陈，少有记载。诸如，“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这种带有些许歧义的，都属于珍品级的记录了。

再有，《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元年，楚、汉、赵、蜀人来朝”。惠文君，就是车裂商君、伐蜀灭之的铁血王者，也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秦惠文王。在他元年（前337）继位之时，古蜀国也派出使团，专程前往祝贺。

这两条看似平平无奇的材料，却也可从中解读出不一样的背景信息。如果古蜀国不曾拥有与其他诸侯国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同等的社会地位，那么史官们又怎会将古蜀国与其他诸侯国一并记录在史料中，永载史册呢？这足以说明古蜀国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国力强盛的外在表现。

古蜀自蚕丛立，而至开明亡。既有黄帝后裔的显赫，又有占据南郑、汉中之地的豪横，更有攻秦至雍、迫楚肃王垒扞关以拒的彪悍。它的过往虽早已湮灭，但正如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和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尘封数千年的古蜀文明和辉煌，必将再惊天下。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