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一封关于“大病免费医疗”的立法建议书，被寄往国家医疗保障局。

落款人：于凯。

熟悉公共议题的人，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两年前，正是他联合多位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那封公开信在网上铺天盖地，也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风波——2024年，青岛市司法局以“违规炒作案件”为由，责令其停止执业一年。

对很多人来说，一年的停业足以教会一个人“别再多管闲事”。

但对于凯来说，显然没有。

2025年7月，他恢复执业后不久，又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把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原样重新寄了一遍。

2026年10月，他再次出手，换了一个领域：医疗保障。

从“口袋罪”到“看病钱”，他管的事情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像“别人的事”。

一、他为什么偏要写这些信

于凯的两次建议，都不是为了自己。

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时，他给出的理由纯粹是法条层面的：该罪名表述模糊，容易成为“口袋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冲突。他在执业中见过太多本不该被套进去的普通百姓。他清楚地知道，这个罪名废不废除，不会影响他的律师业务，但他还是写了。

这次的医疗建议书，同样不是为自己。

他写得很直白：现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构成了三重保障，但参保人在罹患重大疾病后，即便经过三重报销，个人仍需承担相当比例的合规自付费用。对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低收入边缘群体来说，这一截自付费用，就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最大缺口。

真正的压垮，常常发生在“政策范围内”之外：

目录外的药、封顶线之上的费用、够不上低保却撑不住自付的普通人。

总有一截钱，没人接着。

于凯的建议书，就是把这一截钱摆到了台面上。

他不是空喊“全民免费”。他的方案是分阶段的：先让特困、低保、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在大病合规费用上实现零自付；再逐步扩大病种和费用范围；最后在基金可持续的前提下，探索全民基本医疗免费。

不推翻现有医保框架，只补末端缺口。

这不像一个“博眼球”的意见，更像一个认真算过账的立法建议。

二、他身上有一种“为全民”的执拗

医疗改革是公认的硬骨头。

“全民免费医疗”这几个字，国家医保局已经回应过多次：现阶段不具备条件，容易引发医疗浪费，也不利于医保制度长期可持续。于凯不会不知道这些答复。

可他还是写了。

不仅写了，还试图回应那些质疑：他建议多渠道筹资，中央与地方分担，初期只覆盖合规目录内费用，配合按病种付费和智能审核，防止“小病大治”。

他不是不懂难处，而是觉得难处不能成为不做的理由。

有人说，于凯是不是想红？

可一个因为公共议题被停过业的人，再碰公共议题只会承受更多风险。真想炒作，选一个人畜无害的话题就够安全了，何必一再碰最硬的骨头，第一次是刑法，第二次是医保？

他更像一个认死理的人：

既然看见了，就写出来；写出来没人接，就再写。

他做这些，跟个人利益没有半分钱关系。

寻衅滋事罪废不废，影响不了他的生计；

大病免费医疗成不成，他也未必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

但他依然提笔、寄出。

也许这就是“为民请命”最朴素的版本：

不为谁的委托，不为哪笔律师费，只为给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争一条底线。

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笨人”

于凯的每一封建议书，都有可能石沉大海。

公民立法建议没有强制反馈机制，部门收到后可能只是客气地回一句“将认真研究”。他之前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目前是否直接推动了修法，也没有明确结论。

但他依然值得被记住。

因为法律从来不是自动运转的。它需要有人蹲在尘土里，看见裂缝，然后拿起笔，用条文一点点去磨。

于凯就是那个愿意去磨的人。

他是律师，做的却常常是超出职务要求的“公共关怀”的活儿。这个词这些年被各种扭曲，但真正的公共关怀从来不是指点江山，而是把自己卷进去，承担后果，也不回头。

他卷进来了。

从刑法条款到医保制度，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

把普通人说不出口的难处，翻译成法律的语言，递到决策者桌上。

结尾

2026年10月14日，那封医疗建议书刚刚寄出四天。它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法律，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某部法规的起点。

但不管结果如何，于凯已经示范了一件事：

一个普通人，哪怕只是写一封信，也可以是为了全民。

曾向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的于凯律师，又就“大病免费医疗”提交建议书。

这个标题很长，但背后那点精神很短：

看见别人的难，然后别转过头去。

一场大病，不该让一个家掉下去。

这是于凯建议书里最朴素的请求，

也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