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几天后，负责筹粮筹款的工作队进入老城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公馆。这里原是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也是当时遵义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之一。

接管公馆时，令人吃惊的不是战斗，而是清点结果。

据贵州地方文史资料记载，红军在柏辉章家中收缴了2万多块银元、10余万斤粮食。当时，经过连续转战的红军正急需粮食、药品、布匹和现金，仅这一户军阀家中的积存，便足以让许多忍饥行军的红军将士吃上一顿饱饭。

但这批银元并没有被简单装进担子带走。红军进入遵义后，很快面对一个比筹款更棘手的问题：怎样让一支处在敌军围追堵截中的队伍，在陌生城市里获得补给，又不把负担压到普通百姓身上？

## 一座公馆，装着两种人的日子

柏辉章出身遵义，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红军进入遵义时任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后来，这支部队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因此一些资料也以“102师师长”称呼他。

那时的贵州长期处在地方军阀控制之下。军队将领不仅掌握枪支和地盘，还往往通过盐、粮、布匹等生意积累财富。柏辉章耗费巨资修建的公馆，楼上有回廊，屋内装饰讲究，与当时许多贫苦百姓缺衣少食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

遵义地处川黔交通要冲，商业比红军此前经过的许多地方发达，但城中物资并不等于百姓都能买得起。贵州不产盐，食盐依靠外运，盐业又受到军阀和官僚资本控制，价格常被抬高。军阀的仓库里可以堆着大批粮食和食盐，穷苦人家的饭桌上却未必有盐下饭。

红军到达遵义时，情况同样艰难。长征出发以来，部队连续突破封锁线，湘江战役后人员和辎重损失严重。进入贵州后，战士们虽然甩开了一部分追兵，却仍处在随时可能转移的状态。

要让部队休整，就得有粮；要买药品、布匹和日用品，就得有能够被商家接受的货币。

为此，红军进入遵义后成立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由政治机关统一负责筹款筹粮。工作对象不是普通居民，而是军阀、反动官僚和土豪劣绅。据地方资料统计，红军在群众协助下，清查了遵义城内268户军阀、豪绅囤积的粮款。柏辉章家中的两万多块银元，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的。

这笔数字之所以醒目，不只是因为钱多，更因为它把旧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摆到了人们面前：一户军阀家中的积存，竟能缓解一支长征队伍的燃眉之急。

## 银元进了银行，粮食送到了该去的地方

红军没有把查没财物交给部队自行处置，而是建立统一的登记、保管和分配办法。粮食用于补充军需，一部分衣物和物资分给贫苦群众，银元则交由随军行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管理。

这家银行没有固定大楼。长征出发时，工作人员、印钞设备和贵重物资被编入军委纵队，靠肩挑人抬跟随部队行军，因此后来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在遵义，国家银行设在黔军将领犹国才的私宅。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参与领导没收征发工作。红军查没的不只有柏辉章家的钱粮，还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经营的盐行，以及他订购的大批香烟等物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王家烈盐行的价值达到数十万元，另有价值5万元的香烟被红军截获。

不过，物资到手只是第一步。

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红军刚进城时，一些商铺关门，商人担心红军发行的纸币无法兑现，不愿做生意。毛泽民等人一面宣传红军政策，动员商铺开门，一面发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也就是遵义百姓所说的“红军票”。

红军在闹市设立兑换点，把银元、食盐、香烟等实物摆出来，群众拿着红军票，既可以买到紧缺商品，也可以兑换现洋。柏辉章家中收缴的银元，因此不再只是一堆金属货币，而成了维持红军票信用的重要保证。

信用一旦建立，城市便重新运转起来。商店陆续开门，部队可以买到布匹、药品和日用品，普通群众也能以较低价格买到食盐。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曹菊如回忆，因为红军票能够购买食盐、兑换现洋，群众争相使用，遵义城的商业很快活跃起来。

红军需要补给，却没有把需求变成对百姓的强取；掌握了军阀的大量财物，也没有让这些财物失去管理。从查没、登记到发行货币、平价供应，每一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支军队究竟为谁而战。

## 楼下清点银元，楼上校正航向

柏公馆很快有了另一重用途。

红军总司令部进驻这座建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主楼楼上的小客厅举行。与会者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中的教训，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同一座公馆，楼下曾堆放军阀积存的钱粮，楼上却在讨论党和红军该往哪里走。

这让那2万多块银元获得了超出数字本身的意义。它确实解了燃眉之急，却只能解决几天、十几天的困难。真正决定红军能否走出险境的，是能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能不能独立自主地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判断。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并未立即摆脱危险。敌军仍从四面压来，部队必须迅速转移。国家银行发行出去的红军票，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红军走后，如果纸币无法使用，最后吃亏的还是遵义群众。

撤离前，国家银行和没收征发委员会张贴布告，在城内设置兑换处，用银元和物资回收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工作人员一直忙到接近天亮，尽量不让群众因红军转移而蒙受损失。多年后，一些遵义百姓仍保存着当年的红军票，并将其捐给遵义会议纪念馆。

柏辉章公馆里清点出的银元，补充了军需，也帮助一张张红军票获得信用；公馆楼上作出的历史抉择，则帮助红军重新找到前进方向。一批钱粮能救一时之急，正确的路线和人民的信任，才能支撑一支队伍走得更远。

如果你身处当时的遵义，面对随时可能撤离的局势，是把两万多块银元全部留下作为军费，还是拿出相当一部分兑现群众手中的红军票？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