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散布于海外各大博物馆的中华古物，是镌刻民族记忆的文明载体，也见证着近代中国的沧桑过往。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海外博物馆藏中国文物精选”系列丛书，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

本系列图书由文博学者吴国瑛精心编著，首批推出三本：《金色华夏》《太平有相》《玉饰中国》。丛书精选海外近二十家著名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代文物，时间跨度从史前直至隋唐，涵盖玉器、金银器、金铜造像三大门类。作者对每件文物的渊源背景、形制特色与历史意义做了简要而专业的解读，呈现了这些漂泊海外的中华瑰宝的非凡价值。

本系列图书采用精巧便携的32开本，配以大量高清精美图片，力求让读者在掌上即可领略文物之美，让历史触手可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海外博物馆藏中国文物精选”：《金色华夏》《太平有相》《玉饰中国》，吴国瑛 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序一

王子今

金玉荣光。看到吴国瑛研究员编定的这几本介绍海外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好书，内心生发的感念，我想可以用“金玉荣光”四个字来概括。

中国文物在海外，辉煌绚丽，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光荣。而关心历史文化的中国人，也会驻足海外博物馆，凝视这些承载着先祖智慧与匠心的瑰宝。现今中国大陆居民出国旅游者日多，许多朋友当然是愿意首先参观各家博物馆，并且以怀古之心认真观赏中国古代文物的。这确实是一个与我们民族的古代历史对视交流的机会。而以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也以能够临近观摩在国内未曾见过的中国古文物为幸事。学术发现、创新契机、思想灵动，往往就生发在他们深情地面对博物馆展柜的一瞬之间。

不过，许许多多的游客，以及专心寻访中国海外重要文物的研究者，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获得参观许多博物馆的机会。即使能够走进博物馆，也无法一一获得展品的诸多具体数据，往往难以观察于细微。对于每件文物的渊源背景、形制特色和历史意义，或许也不容易全面得知。

可以说，吴国瑛研究员的“文博新视界系列图书”，即《金色华夏：海外博物馆藏中国金银器精选》（先秦至隋唐）、《玉饰中国：海外博物馆藏中国玉器精选》（史前至战国）、《太平有相：海外博物馆藏中国金铜造像精选》（南北朝至隋唐）的编定，是大功德事。

我愿意借这篇短序的篇幅，从考古学史、文物学史的角度，来说明吴国瑛研究员此项工作的意义。在经历多年文化禁锢之后，中国学界在走向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开始获得与世界交流的可能。1979年以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曾多次出访海外，在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考察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大学及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为了向国内介绍这些文物，李学勤先生与友人合作编有《英国所藏甲骨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图录，同时撰写了许多研究流藏海外及港台文物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收入《四海寻珍》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列为“新清华文丛”之四推出。于是《四海寻珍》成为人们获取海外中国文物若干信息的名著，其所收文章，首先是曾经分别在《文博》和《文物天地》连载的《海外访古记》和《海外访古续记》。作者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荷兰、丹麦、瑞典、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研究公私各家所收藏中国文物的记录，即《海外访古记》。其中因篇幅所限没有提到的一些珍品的介绍，则由《海外访古续记》予以补充。除了这两篇文章外，又编入其他21篇文章，有的就某件器物或某组器物进行了专门研究，如《论传长沙出土立鸟器盖》等；有的则从历史专题出发对有关文物进行综合考察，如《探索秦国发祥地》等。

追溯学术史，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海外中国文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以青铜器研究为例，容庚1935年曾经出版《海外吉金图录》，他刊行于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中，也收录了许多流落海外的青铜器。陈梦家1941年出版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1963年印行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均是海外中国青铜器资料的集成之作。他在《考古学报》连续发表的《西周铜器断代》，也使用了不少海外青铜器资料。

吴国瑛研究员介绍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工作，是容庚、陈梦家、李学勤等学术大师以往努力的承续和延伸。阅读放在我们面前的“文博新视界系列图书”，可以看到这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有关海外文物认真而详尽的说明，富有充分的学术含量，既有值得亲近的文化温度，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审美水平。

中国海外文物的存在，有些可以看作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证。例如，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后汉书》载：“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白云翔指出，“就汉朝文物的发现地域来看，九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地点和出土数量仍然最多，但与此同时，中国地方（‘中国地方’指日本本州西部的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之地）、四国地区、近畿乃至中部地区也有不少发现”。“西日本出土的大量新莽钱币与新莽时期铜镜，反映出当时的交往相当兴盛。东汉王朝建立之后，这种交往更为频繁，规模也更大”。斯里兰卡Delivala Stupa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世纪，这条丝绸应即贸易往来的早期文物遗存。而1923年日本冲绳那霸市外城岳发掘出土，后来归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资料室的战国货币磬折式明刀，也见证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正如李学勤所说，“这说明古代自辽东向南应有一条交通路线，以航运与冲绳相连”。李学勤还写道：“在东邻日本，曾出土不少汉以来的铜镜，成为中日人民文化交流的标志。至于‘汉式镜’，在日本的发现更是多得不可胜计。”他介绍了西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应为“西汉晚期或略迟一些的时期铸造的”。李学勤还指出：“汉镜向北方和西方流传，此外还有不少例证，但谈到发现年代之早，就应该推上面谈到的这两件了。这对研究汉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应当看到，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列强侵夺的情形，也有盗掘文物者和倒卖文物者基于利欲而不惜损害国家民族文化遗存的因素。1992年秋天出现于巴黎的“形制奇异的玉人面”，年代可以“试推为商末到西周，但也可能更晚”。很可能就是近年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的罪证。考古学者韩伟先生出访法国时，看到戴迪不久前收藏的一批形制奇特、制作精美、数量众多的古代金箔饰片。从金箔纹饰判断，这批金箔饰片应是西周晚期的秦人所制造。他对于这批珍贵文物因盗掘而出土，终于流落海外的情形有如下记述：“这批金饰片流落境外时，（相关信息源）曾向香港古董商透露为甘肃省礼县所出。经向有关方面查询，得知礼县县东大堡子山确有数座大墓被盗。据说，从1987年始，部分群众在挖龙骨时发现小型秦墓，即有不法古董收购商窜入，唆使盗掘，且规模愈来愈大。”后来在M2中字形墓中，发掘出7片金饰片，与流散于法国的相类似。李学勤先生分析这批金饰片，以及在纽约出现的一对秦公壶，认为：“最近流散的一些珍贵文物，为探讨秦国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还写道：“传闻流散的器物还有不少，内有长铭的青铜器，有待证实。”李学勤先生认为有关发现对于探索秦人早期发展史有重要意义，“清水、天水、礼县区域的考古，无疑是大有可为的。对当地遗存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尤为必要”。有学者指出：“继晋成侯、厉侯、釐侯等铭文铜器群、玉器群在香港市场出现并转口英、美、日后，标有晋楚成濮之战史实的晋文公重臣狐偃（《史记》《论语》作咎犯、子犯）铭文的铜器群又陆续在香港市场出现，其中各有一套编钟流入台湾（地区）、日本。”

回顾中国文物流散海外的历史，或劫掠，或盗卖，都令人痛心。同时，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些文物遗存的价值更为珍重。对于保护、研究这些珍贵文物的朋友，也由衷地表示敬意。

介绍海外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继承和传播中国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博新视界系列图书”，无疑推进了这一工作的积极实现。

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其中一些对于大陆文物收藏家和不同职业的文物爱好者来说闻所未闻，还有些器物之珍异程度，考古学者亦深心看重。吴国瑛研究员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编排、印制，使得这套丛书终得面世。书中精美图文，可以帮助我们真切见识这些文物的历史风貌，也有益于更充分地体现这些文物的文化价值，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