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概览

主要内容：本报告基于2025年基础数据，计算并对比全球23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主要国际联盟的预期人口，进而解读其长远意涵。各国和地区2025年的基础数据取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年版对2025年的中预测；在可能情况下，中国数据则以中国官方数据替代。

预期人口概念：预期人口并非人口预测，而是将当年出生人口、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率整合为单一指标。在简化的稳定性、集中性和均匀性设定下，该指标可解读为当年出生者至预期寿命时的人口规模。预期人口对比实际人口的伸缩倍数体现当年人口态势对应的是扩张或收缩程度。

公式更新：相较本系列报告此前发布的2022年和2024年版，本版改用《世界人口展望》中的净再生产率，而非生育率相对更替水平之比来表征人口的代际变化；在预期人口的计算中，对迁徙人口的处理亦有所改进。本版还定义了预期累计出生人口，涵盖截至当年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以及无限期两种情形。

预期人口优点：相对于实际总人口、年出生人口及传统的人口预测等指标，预期人口能及时且直观地反映当年人口态势所蕴含的长远人口规模，呈现单一指标而非预测曲线，不依赖于对参数的主观设定。预期人口对当年数据敏感，可通过观察预期人口的变化来监测人口态势的变化及评判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各国和地区：2025年世界预期人口为122.32亿，是实际人口的1.49倍。非洲伸缩倍数最高，西亚次之；南亚和东南亚接近1，南美大多低于1，东亚普遍不足0.2。在西方，英语国家接近1，西北欧低于1，但高于东南欧。印度预期人口为14.31亿，排全球首位，与实际人口持平。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生育率普遍下滑，预期人口或将快速下降，但非洲与西亚大部分国家目前还未到拐点。

中国：中国2025年预期人口仅为2.64亿，低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全球排名第10，伸缩倍数为0.19，在2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226位。中国无限期预期出生人口总量仅为3.04亿，当前人口态势对应的预期累计出生人口上限极低。虽然低生育率并非中国特有，但按预期人口来度量，中国远比绝大多数国家严重，差距甚至是数量级的。

主要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预期人口超过实际人口；上海合作组织、经合组织、北约和五眼联盟等预期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中国实际人口与经合组织持平，但预期人口为其29.08%、北约的42.38%、五眼联盟的63.61%、东南亚国家联盟的41.12%和突厥国家组织的1.064倍，显示中国当下人口态势对应的长期收缩趋势远甚于主要国际联盟。

预期人口的历年变化：预期人口以单一指标直观呈现当年人口态势的长期意涵，其历年变化可用于判断人口走向及政策成效。2016—2025年，全球多数人口大国预期人口下降，中国降幅75.3%最为剧烈，俄罗斯降61.3%，菲律宾降41.5%，日本降39.0%，仅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增长。若不大幅加强生育支持力度，中国预期人口在2050年或降至1.2亿以下。

人口规模的基础性意义：规模效应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重要。超低生育率已成为中国未来可能的经济困境与地缘政治风险最基础性的因素。要维持中国的全球性地位和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众高品质生活，中国需尽快将预期人口提升到10亿以上；中国具备强大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和执行力，完全有能力做到这点。

致联合国人口司建议：预期人口概念由育娲人口智库提出，并于2026年初在中国香港举行的“全球生育危机论坛”上分享。此后，部分与会学者已在其研究论文与政策报告中使用。本报告发布之际，18位论坛参与学者联名致信联合国人口司，建议在《世界人口展望》中纳入预期人口指标，以便直观地呈现各国和地区当下人口态势的长远意涵。

摘要

本报告基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年版中预测数据以及中国官方数据，计算并对比全球237个国家和地区及主要国际联盟2025年的预期人口。报告附录列有参与2026年初举行的“全球生育危机论坛”的18位学者致联合国人口司的信件，建议将预期人口指标纳入《世界人口展望》。

预期人口由育娲人口智库提出，将当年出生人口、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率五项反映人口态势的参数整合为单一指标，可解读为当年出生人口达到预期寿命时的人口规模。相较此前版本，本版改用净再生产率表征代际人口比值，并改进移民处理方法，同时定义了预期累计出生人口。

主要结果显示，2025年世界预期人口为122.32亿。印度预期人口为14.31亿，在全球居首，与实际人口持平；中国仅2.64亿，低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排名第10，为实际人口的19%。过去十年中国预期人口从10.70亿骤降至2.64亿，降幅高达75.3%，远超其他人口大国。

在主要国际联盟中，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预期人口超过实际人口，而经合组织、北约、五眼联盟等低于实际人口。中国2025年实际人口与经合组织相当，远超过五眼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突厥国家组织，但中国预期人口仅为经合组织的29.08%、北约的42.38%、五眼联盟的63.61%、东南亚国家联盟的41.12%及突厥国家组织的1.064倍。

人口规模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因素，规模效应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而超低生育率已成为中国未来可能的经济困境与地缘政治风险中最基础性的因素。要维持中国的全球性地位和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众高品质生活，中国需尽快将预期人口提升到10亿以上；中国具备强大物质基础、文化传统和执行力，完全有能力做到这点。

目录

第一章背景

一、总人口的存量幻觉

二、年出生人口反映不了变化趋势

三、人口预测依赖复杂的主观假设

四、预期人口概念的提出与演化

第二章预期人口的概念

一、预期人口的定义

二、与相关概念的对比

三、预期人口的性质

四、进一步的相关概念

第三章主要结果

一、世界各国和地区2025年的预期人口

二、中国2025年的预期人口

三、世界主要国际联盟2025年的预期人口

四、过去10年预期人口的变化

第四章人口规模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核心因素

一、规模效应是基础性优势

二、低生育的负面影响

三、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中国需尽快将预期人口提升到10亿以上

附录A 基础数据和主要结果数据列表

附录B 技术细节

B1 预期人口的数学定义

B2 预期累计出生人口

B3 数据口径与处理

附录C 致联合国人口司建议信

C1 中文版

C2 英文版

参考文献

正文

第一章背景

一、总人口的存量幻觉

在有关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最受关注的是总人口。例如，很多人不担心中国人口大幅萎缩，一个非常直接的理由是中国有14亿人，而更为富裕的美国却只有3.5亿人。这种简单对比根本不能否定人口众多是基础性优势，更别说美国本来就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从时空连接紧密度加权的规模效应来看，中国当下人口相对美国的对比远非14亿对3.5亿所能体现。后续报告中详细探讨如何度量人口规模效应，以及人口萎缩对这种效应的负面影响。

针对人口规模的态度，可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若美国人口密度与德国持平，其人口将达23亿；在类似的技术演化路径、内部人口结构和外部连接下，超过20亿人口的美国应该会远比现在3.5亿的美国发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恐怕很少有人会觉得中国人口太多。不过，本报告主要是聚焦于当下人口态势下长期人口规模的度量，而非深入讨论人口规模与发展的关系。

实际总人口作为存量，是过去出生人口经历死亡和迁移后沉淀的结果，既体现不了当下人口态势的转变，也反映不了未来人口趋势，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即便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完全停止生育，由于进入死亡高峰的人口尚不多，人口收缩在初期依然较为缓慢，2050年总人口依然接近10亿人，这让很多人觉得所谓人口萎缩只是危言耸听。但若真如此，届时25岁及以下年轻人口将归零，百年后中国总人口也近归零。

因此，总人口相对稳定不等于人口再生产态势稳定，总人口庞大更不等于这一规模能够延续。对于仍受过去大规模出生数量支撑的国家，总人口会给人一种滞后的存量幻觉，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幻的安全感。然而，总人口适合回答现在有多少人，却不能回答当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再生产态势具有怎样的长远意涵。

二、年出生人口反映不了变化趋势

与总人口相比，年出生人口能反映当下人口态势的核心部分。育龄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变化对总人口的影响，均可通过当年出生人口得到体现；而年出生人口，再加上年死亡人口及净迁徙人口，则共同决定了一个群体当年的人口增量。由于预期寿命变化缓慢，且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无论从社会接受程度还是政策可行性来看，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都不会太高，因此出生人口是决定中国未来人口最关键的变量。

然而，年出生人口仍只是一个年度流量，无法直接反映长远的人口规模。对远期人口规模的一种简单的估算，是将当年出生人口与预期寿命相乘：例如，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2]，若按80岁预期寿命计算，未来似乎还能维持6.34亿人。但该判断隐含了一个关键性假设，即生育率需达到更替水平；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每年出生人口才能维持稳定。而根据出生人口和育龄女性数量推算，2025年生育率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且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甚至难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更遑论将其提升至更替水平以上。

换言之，上述解读假定未来每年出生人口恒定不变，忽略了代际变化的趋势；只要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后续出生队列便会逐代缩小，反之则扩大。简单相乘既无法捕捉这种代际变化的方向与幅度，也未纳入迁移的持续影响，因而不能度量当年人口态势中已展露的长期趋势。

相同的年出生人口可能对应截然不同的人口前景：一国出生人口或许暂时得到规模较大的育龄女性群体支撑，但每名女性平均生育数量不足以替代其父母辈，随着育龄女性规模缩减，年出生人口将逐代下降；另一国若育龄女性规模较小，但因人口再生产水平较高却维持相同的出生人口数量，后续出生队列则具备持续扩大的长期条件。若仅比较某一年的出生人口，便无法区分生育的当期水平与代际趋势，因而无法将不同人口态势置于同一框架下比较。

三、人口预测依赖复杂的主观假设

通常意义的人口预测能够同时处理出生、死亡、迁移以及年龄结构，是分析未来人口路径的标准工具。典型的方法是从当年完整的年龄别人口数据出发，设定未来各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水平，再按年龄逐年推进。它可以回答在某组设定下，人口在未来某一年会达到多大规模、呈现何种年龄结构，也可以在不同设定下展示多种可能路径。

人口预测需要当下更细致的数据，也需要设定更多的未来变量，也因此能回答更多问题。预测期越长，需要设定的未来年份就越多，而具体的设定则取决于研究者对未来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再生产态势的判断。目前的主流人口预测报告一般会基于几组不同的设定，给出诸如高、中、低情景的预测。虽然这些设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但预测方法的技术形式却很容易给人一种专业、准确、可靠、权威的印象。

例如，2015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生育调整后的2021年出生人口给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分别为1741万、1689万、1642万[3]，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实际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4]，比低预测值还要低35.32%。这个对照并不说明预测范式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即使预测期仅有数年，依赖主观判定的预测结果也依然可能明显偏离现实。

当然，基于未来情景的不同设定，对人口序列进行长期预测是非常必要的，只是这种方法需要使用当下人口的详细数据，还需要对未来人口态势的演变路径做出主观设定，最终结果则表现为相应设定下的随时间变化的人口序列，对人口态势的变化并不敏感，且高度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设定。

四、预期人口概念的提出与演化

鉴于上述原因，育娲人口智库于2022年提出预期人口的概念，彼时综合了当年的出生人口、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人口这六项反映人口态势的指标，得出一个在简化设定下可解读为当年出生人口达到预期寿命时的人口规模。

育娲人口智库于2022年基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版的2021年数据，计算了当年世界各国和地区2021年的预期人口，并由此得出世界主要国际联盟的预期人口，于2022年7月发布了相应结果。在2024年7月，育娲人口智库再基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的2023年数据重复了上述工作并发布了相应报告。

今年，鉴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更新因预算调整和数据整合延至2027年[5]，本报告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对2025年的中预测数据[1]，并在可能范围内将中国数据替换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除数据更新外，本报告系列同时在持续完善预期人口的计算方法，包括在本次报告中用由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提供的净再生产率，以替换过去使用的生育率与更替水平之比，并改进移民数据的处理方法。此外，本报告还增加了预期累计出生人口的概念，分截止当下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和无限期两种情形。

在2026年于中国香港举行的“全球生育危机论坛”上，育娲人口智库分享了预期人口的概念。此后，部分与会学者已在论文与政策文件中采纳并使用该指标。在本报告发布之际，18位论坛参与学者联名致信联合国人口司，建议将预期人口指标纳入《世界人口展望》及相关出版物，以便直观地呈现各国和地区当下人口态势的长远意涵。相关信件见本报告附录C。

第二章预期人口的概念

一、预期人口的定义

本报告系列提出的预期人口指标，旨在以单一数字反映当下人口态势所对应的长期人口规模。它并非对某个年份人口数量的预测，也不预判这些人口态势会如何变化，而是将当年出生人口、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和净移入率这五项反映人口态势的参数综合为单一指标；在简化设定下，该指标可解读为未来的人口规模。

这里的净再生产率用以代表代际更替比例，约等于生育率相对更替水平的比值，即一代人相对其上一代数量之比；若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净再生产率约为1，人口在代际之间维持稳定；若预期寿命不变，总人口长期来看将维持稳定。净移入率则是当年净移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简单来说，预期人口是指：若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率在过去和未来均维持今年水平不变，按今年出生人口推算，到今年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的总人口规模。

严格的数学定义及为解读该指标所做的稳定性、集中性、均匀性三项简化设定，请参见附录B。需要强调的是，预期人口的定义本身并不依赖任何设定；该指标让我们可以在同一尺度下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下人口态势。给出这三项设定，只是为如此定义的预期人口提供一个便于直观理解的情境。

要理解这点，可以参照预期寿命的定义。预期寿命可视为当年年龄别死亡率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而非对实际寿命的预测；若假设一个人在每个年龄的死亡风险正好是当年该年龄的死亡率，预期寿命则是这个人预期能够存活的平均寿命。预期寿命的定义本身并不需要假设人们在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恒等于当年该年龄的死亡率，只是对于假想群体来说，预期寿命可解读为其平均寿命。类似于预期寿命可用来比较不同群体当年死亡水平，预期人口可用来对比不同群体的人口态势对应的长期人口规模。

二、与相关概念的对比

人口预测和基于类似方法的概念通常需收集数百个参数，如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并纳入积累了过往生育和死亡的当年的年龄别人口；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设定预测期每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而预期人口仅使用当年出生人口、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率五个参数，且不依赖积累了过往生育和死亡的人口结构，计算极为简便。

人口预测：人口预测在不同设定下，可呈现未来人口的完整演化图景，而预期人口则仅给出当年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的人口规模；对公众和决策者而言，单个数字要比一条变化曲线更易理解和记忆，而这一数字随时间的改变则可体现人口态势在人口规模意义上的演变。选取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作为度量节点最为自然；它在净再生产率为1时恰好等于稳态人口规模。

恒定生育率人口：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除高、中、低预测外，还提供恒定生育率下的人口外推，即维持生育率不变，死亡率和迁移沿用中预测下的未来人口。该情景下的未来人口与预期人口有相似之处，两者均设定未来生育率维持当前水平。不同的是，预期人口进一步设定过去的生育率亦维持在这个水平，且其余四项指标在过去和未来皆保持不变，从而去除当下人口结构的惯性影响，仅聚焦于当下人口态势指标本身对远期人口规模的意涵。

稳定等价人口：人口学家Nathan Keyfitz在1969年研究的稳定等价人口，体现的是在生育率和死亡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与现有人口具有等价生育潜力的稳定人口规模[6]。它与预期人口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皆使用当下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但预期人口仅用五个参数概括生育、死亡、迁徙态势，给出的是未来人口规模；而稳定等价人口则使用完整的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和现有年龄结构，给出的是保留现有人口生死状态下的等价人口规模。

三、预期人口的性质

预期人口会随人口再生产态势动态变化，可作为监测人口形势、制定和评判人口政策效果的核心参考指标。若预期人口持续减少，说明人口萎缩形势在恶化；若希望未来人口维持在不低于10亿的水平，则需将预期人口提升到10亿以上，方能说明政策到位；预期人口长期低于3亿，并不断下降，则意味着远期人口规模难以维持在3亿，且形势在不断恶化。预期人口具有如下性质：

（1）对净再生产率高度敏感。若净再生产率稳定，预期人口在平均意义上会呈指数增减。例如，若净再生产率长期维持在2025年水平，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将以年均约2.6%的速度持续下降，而出生人口的显著减少会大幅拉低预期人口。根据2025年数据计算的中国预期人口，较2023年就减少了9%。

（2）相同预期人口下，低生育率对应更老龄化的结构。预期人口是对应于远期人口规模的单一指标，本身并不反映年龄结构。若两国预期人口相同，那么生育率更低的国家，其预期人口的年龄结构会更加老龄化。概念上，给定更替水平，更低的生育率会对应更低的净再生产率。

（3）对人口态势权衡。针对那些反映人口态势的输入指标，若用过往若干年的平均值替代当年数据，由此得出的预期人口的波动性会更低，适合反映人口趋势，但对人口态势变化的敏感度则会更低。计算每年的预期人口，可保留指标本身的敏感性，必要时则可以该指标在过去若干年的滚动平均来反映趋势。

（4）预期人口与未来实际人口的对比。将预期人口解读为当下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的远期人口规模，对应于把过往和未来的生育都设定在当下水平。因此，若其他参数相同，过去净再生产率更高的群体，届时实际人口会因过往更高生育率下的人口惯性而高于预期人口；未来净再生产率下降的群体，届时实际人口会因未来生育率走低而低于预期人口。

四、进一步的相关概念

本报告在简化的稳定性、集中性、均匀性下，将当年和后续年份累计的出生人口之和，定义为预期累计出生人口；数学表达式见附录B2。预期人口与截止到当下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的预期累计出生人口之间的差异，则是预期人口中净移入的人口总量。当净移入率为0时，届时的预期累计出生人口则等于预期人口。

将截止时间延长到无穷远得出的预期出生人口总量，称为无限期预期出生人口总量。这相当于在当年人口态势不变的前提下，未来所有累计出生人口的总和。如果说预期人口反映的是未来某一时间点的人口总量，无限期预期出生人口总量则给出了当下人口态势所对应的未来出生人口的长期上限。除非人口态势改变，即使将时间延续至无限，该群体未来累计出生人口也不会超过此值。

最后，将预期人口与当下实际人口的比值定义为人口伸缩倍数，这个指标可以用来对比不同群体的当前人口态势对应的长期趋势的方向和强度。伸缩倍数大于1意味着当下人口态势对应于人口的长期扩张，伸缩倍数小于1则意味着当下人口态势对应于人口的长期收缩。

第三章主要结果

一、世界各国和地区2025年的预期人口

由于联合国人口司将《世界人口展望》的更新延至2027年，本报告采用《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中预测作为基础数据，包括各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的实际人口、出生人口、净再生产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率的中预测；对中国，本报告则采用更可靠的国家统计局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数据。附录A的表A1列有报告中使用的全部2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数据，数据处理细节则在附录B3中描述。

下表列出了2025年实际人口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根据附录A的表A1的基础数据计算的预期人口及相应结果，表中世界预期人口为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之和。表中还列出了2025年预期人口相对于2023年的增幅，而2023年预期人口的计算则是基于《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中2023年的数据。附录A的表A2则列出了所有237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期人口及相应结果。

从该表可见，2025年的世界预期人口为122.32亿，是当年人口82.22亿的1.49倍。印度不仅实际人口最多，而且其预期人口在所有国家里排第一，与当下人口几乎持平。但印度预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仅有11.7%，低于其实际人口占世界比例的17.8%，说明2025年印度人口态势的扩张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印度的生育率自1964年就处于持续的下降之中，到2025年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若这一趋势不变，这意味着印度预期人口未来会持续下降。

预期人口跟预期累计出生人口之间的差额与预期人口之比，反映了移民对预期人口的影响。印度和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1%和-1.02%，表明两国皆为移民输出国，但移民对预期人口影响不大。而对移民大国美国，该比例也仅为14.32%，说明对大国而言影响未来人口最关键的还是本国的出生率而非移民。

战争带来的移民是预期人口大幅波动的主要因素。《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曾预计2025年会有大量人口从德国和东欧回流乌克兰，推高乌克兰净移入率，进而导致其预期人口较2023年大幅上升，同时拉低德国和东欧国家的净移入率，导致这些国家的预期人口较2023年大幅下降。实际上，该版中2023年基础数据考虑了大量人口从乌克兰流入欧洲，亦拉高了当年德国和东欧的预期人口。此外，苏丹等部分国家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而导致净移入率大幅波动，使得预期人口起伏明显。

若将这两年此类国家的净移入率设为战前水平，那么其预期人口会更为平稳。为了维持数据处理的一致性，本报告对此类国家依然采用2025年中预测数据。考虑到高比例移民会大幅影响预期人口的计算结果，各表格中2025年净移入率绝对值超过20‰的国家和地区名称后标有*记号，以提醒读者需谨慎看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预期人口变化。

图1呈现了世界237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的实际人口和预期人口，其中标出2025年实际人口排在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按预期人口从上到下排序。图2则显示世界各国和地区2025年的伸缩倍数，即预期人口相对于实际人口的比值。从该图可见，预期人口大于实际人口的国家主要出现在非洲、西亚和中亚及少数南美国家，其中非洲的伸缩倍数最高。南亚和东南亚的伸缩倍数接近1，而南美国家大多低于1。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爱尔兰的英语国家的伸缩倍数都在0.8到1.1之间，而欧洲则基本在0.2与0.9之间，其中西欧和北欧一般在0.4与0.8之间。

伸缩倍数最低的国家和地区集中在东亚及几个高净移出率的东欧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与地区，其中这些东欧国家的高净移出率均可归因为大量乌克兰难民流出。不考虑这些非常态的移民因素，伸缩倍数垫底的国家和地区高度集中在东亚，意味着该地区的当下人口态势对应最严重的人口收缩长期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和中东的生育率近年在快速下降，而且可预见会继续甚至加速。在这种趋势下，到当下出生人口达到预期寿命时，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实际人口将会大大低于2025年计算的预期人口。但从2025年预期人口相对于2023年的增幅来看，无论是印度还是非洲和中东的国家都还没有达到拐点，而中国在预期人口非常低的情况下进一步下跌了9.00%。

二、中国2025年的预期人口

根据表1，中国2025年预期人口仅为2.64亿，在全球排在第10位。中国2025年预期人口为实际人口的19%，该伸缩倍数在全球2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226位。伸缩倍数低于中国的只有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几个高净移出率的东欧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与地区。

过去两千年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长期高于20%，甚至一度高达三分之一[7]。虽然2025年中国实际人口依然占世界的17.11%，但出生人口仅占6.02%，预期人口仅占2.16%，说明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对应的长期人口萎缩趋势要远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2025年，中国的实际人口分别是美国的4.05倍和印度尼西亚的4.92倍，但预期人口仅为2.64亿，低于美国的2.85亿和印度尼西亚的3.07亿。按相同的计算方法，这是长期以来中国预期人口首次低于美国。虽然中国2025年预期人口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相差不大，但由于中国的生育率要明显低于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届时中国预期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会明显低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仅250万人口，不足中国当年人口的1%；依托高生育率、大规模欧洲移民潮及西进运动，至1900年其人口已达76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约20%；到2025年增至3.47亿，达到中国的24.7%。而按2025年人口态势指标计算的预期人口，美国则以2.85亿反超中国的2.64亿，此消彼长对比强烈。这主要源于美国相对更高的生育率；即便忽略移民，美国在2025年的预期人口仍可达2.15亿。

不考虑影响较小的集中性和均匀性设定，预期人口只有净再生产率在过往和当下恒定的稳定性设定下，才能在当下出生者达到预期寿命时接近实际人口。中国过往的净再生产率明显高于2025年，使得预期人口会低估人口惯性的贡献。而长期生育率则是未来实际人口的决定性因素，大力鼓励生育可以明显提升生育率，进而提高未来实际人口，但目前的趋势仍是生育率的不断走低。与2023年相比，中国预期人口下降了整整9%，在预期人口前10国家中降幅最大。这表明中国不仅伸缩倍数几乎垫底，而且预期人口萎缩的速度还明显快于大部分国家。

从表1可见，中国自2025年直到当下出生人口到达预期寿命79.25岁之间的累计出生人口总量为2.67亿，与预期人口基本持平。这意味着按目前趋势推断移民对中国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无限期预期出生人口总量也仅有3.04亿，仅比预期人口多15%左右；与中国相比，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无限期出生人口分别要比它们的预期人口多出近176%和1711%。这意味着，若中国人口态势不能改善，与当前人口态势对应的所有未来累计出生人口也仅有3.04亿。

当然，这个数字并非对中国未来实际人口的定论，本报告也认为该数字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表1所呈现的数字是一致性的方法下得出的2025年人口态势所对应的长期人口规模；需要强调的是，要确保当前中国预期人口的数字不会成为现实的前提是预期人口将会不断提高。然而，就现有生育支持力度而言，不说改善预期人口，就连避免这一指标继续走弱也很困难，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下降态势还远未到逆转的拐点。

三、世界主要国际联盟2025年的预期人口

虽然主权国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单元，但国家之间并非等距，而是依文化亲缘、制度认同、交往密度、利益关联形成圈层。例如，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中国，但文化、制度及历史的渊源，使其与美国而非中国更有共同体意识，这在安全与政治领域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往往通过国际联盟形式正式化。

本报告列出的各联盟成员之间并非互斥。例如，美国同时属于五眼联盟、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美洲国家组织。由于各主要联盟在盟约性质、组织架构，以及成员国在宗教、文化、种族、价值观、制度及经济层面的同质性程度上差异明显，由此形成的联盟共同体意识与行动能力亦相去甚远。

例如，五眼联盟虽仅为情报合作机制，但其成员国高度同质，历史渊源深厚，在安全上更通过与美国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深度绑定。北约则是一个军事同盟，其共同意志虽在特朗普时代有所弱化，但依然是西方安全架构的支柱。经合组织涵盖发达国家，机制相对松散，但在价值观、政治立场及发展叙事上仍保有相当共识。

伊斯兰合作组织内部差异显著，但在宗教认同上仍具备一定的凝聚基础。非洲联盟则因共同的地缘处境和历史记忆，在涉及非洲整体利益的议题上仍能形成一致立场。由于南美与北美在发展程度和历史记忆上的巨大鸿沟，美洲国家组织暂缺乏基本的共同体意识。而上海合作组织则因内部成员差异较大，且定位不同，目前主要作为一个对话与协作机制。

表2列示了2025年世界主要国际联盟及中国的预期人口和相应结果，成员国及地区以2026年9月1日为准。每个国际联盟的预期人口、预期累计出生人口均由成员国的数字加总得出；净移入占比则是两者的差额相对预期人口的比例，反映整个联盟相对联盟外部，而非联盟内部的移民相对规模。从表2可见，五眼联盟净移入占比17.41%，也因此使得涵盖其的经合组织的净移入占比达8.39%。相比之下，欧洲联盟的净移入占比仅为1.29%，不过这背后相当程度是由于《世界人口展望》预计2025年大量乌克兰难民回到乌克兰所导致的。

图3则展示了这些主要国际联盟与中国的2025年的实际人口与预期人口，其名称按预期人口顺序上下排列。从该图可见，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突厥国家组织的预期人口要超过实际人口，而其他国际联盟及中国则相反；中国预期人口相对于实际人口的伸缩倍数仅为0.19，远低于任何一个国际联盟。

中国当下实际人口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也比绝大部分国际联盟的人口多。具体而言，中国2025年实际人口与经合组织持平，是北约的1.42倍，欧洲联盟的3.13倍，五眼联盟的2.88倍，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的1.35倍，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81倍。

表2中所列的国际联盟里，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的人口多于中国，它们2025年人口分别是中国的2.45倍、1.51倍和1.10倍。不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组织协调能力也与中国并不相同。因此就作为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主体而言，中国的当下人口体量仍无可比拟，这一体量构成其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基础。

然而，基于当下人口态势计算的预期人口则呈现完全不同的画面。中国2025年的预期人口仅为经合组织的29.08%、北约的42.38%，甚至仅为五眼联盟的63.61%；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预期人口甚至少于五眼联盟中的美国。欧洲联盟2025年的预期人口低于中国，但其伸缩倍数为0.44，是中国伸缩倍数的两倍多。这使得实际人口为欧洲联盟3.13倍的中国，在预期人口上仅为欧洲联盟的1.33倍。需要提醒的是，若不考虑2025年大量乌克兰难民离境的影响，欧洲联盟的预期人口将更加接近中国。

人口再生产态势不仅影响中国预期人口与主要国际联盟的对比，也影响中国与周边国际联盟的对比。中国2025年的实际人口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2.01倍，但预期人口却仅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41.12%，甚至不及其中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中国2025年实际人口是突厥国家组织的8.61倍，但预期人口仅为其1.06倍；而且很可能在几年后就会被其超过。

四、过去10年预期人口的变化

预期人口的意义与其说是度量未来远期人口规模，不如说是将当年人口态势用一种更容易感知的单一指标来呈现。通过对比预期人口的历年变化，我们可以判断影响长远人口规模的人口态势走向，到底是在恶化还是改善。而判断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直观的标准就是，预期人口离政策目标变得更远还是更近。若预期人口在持续下滑，便说明人口萎缩趋势的拐点还远未到来。这种情况下，断言等待会改善则无异于虚妄之论。

从表3可见，中国预期人口自2016年的10.70亿，急剧下滑到2025年的2.64亿，下降幅度高达75.3%。由于预期寿命和净移入变化非常缓慢，导致预期人口大幅下滑的关键原因则是育龄女性数量的大幅下降与生育率的滑坡。前者背后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的崩塌，以及全面二孩政策释放的生育意愿的堆积效应逐渐消失。

从表3可见，预期人口对年度出生人口非常敏感，2024年的出生人口为954万，相对2023年的890万上升了7.2%，预期人口则从2.9亿上升为3.59亿，升幅为23.9%。这是因为出生人口不仅是预期人口的乘数，还会直接影响当年的生育率，进而影响净再生产率。同样的，2025年的792万出生人口比2024年的954万低16.98%，预期人口则从3.59亿降为2.64亿，降幅为26.5%。

预期人口针对出生人口的高度敏感性自然会导致预期人口呈现很大的波动性。如需识别较长期的趋势或评估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则可观察连续若干年的结果或取其滚动平均来作为人口态势趋势的标识。但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自2016到2025年这10年间，中国人口萎缩态势急剧强化是不争的事实，预期人口的演变则给这种变化的长远意涵提供了直观可比的标尺。

假若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能够维持生育率的大致稳定，由于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在未来一二十年时间内处于相对平缓的平台期，预期人口的下降速度会暂时放缓，但到2050年之后，除非大力鼓励生育促成生育率有大幅回升，否则出生人口将再次遭遇崩塌式下滑，届时预期人口或降至1.2亿以下，那样中国维持人口大国的前景将更为黯淡。

图4以2016年预期人口为基数100，呈现2025年实际人口大于1亿的16个国家和地区在2016—2025年的预期人口相对变化轨迹，这期间这些国家历年的预期人口详见附录A的表A3。在这10年中，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的预期人口有所增长，其余国家的均在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降幅高达75.34%；其次为降幅61.26%的俄罗斯，接着为41.52%的菲律宾、39.01%的日本。这些数据说明，世界人口大国的人口态势在过去10年大部分都在指向长期收缩，但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像中国一样收缩剧烈。

第四章人口规模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核心因素

一、规模效应是基础性优势

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抱有大国的自我认同，但大国的基础不仅源于辽阔的疆域，更根植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与中国、美国相近，国际竞争力却不及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面积不到其十分之一但人口更多的国家。俄罗斯是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际影响力却远不如中国和美国。虽然中国当下实际人口占世界17.11%，预期人口却仅占世界2.16%，在全球排第10位。若这种人口态势无法逆转，中国将难以维持全球性大国的地位。

规模效应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8]，包括空间上由交流与互动凝聚的横向规模效应，及时间上由累计的知识和技能凝结的纵向规模效应。将全时期的所有人类视为一个互联网络，则任何一点的发达程度取决于该点能够连接的、按紧密度加权的纵向人口与横向人口，这种效应通过供需双方的更多选择还会带来效率提升。

在此视角下，当年尚处农业时代的中国和印度虽人口众多，规模效应却远不如更早工业化的欧洲地区；因为连接可以跨国，人口少的国家亦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紧密联动而变得发达，只是跨国的连接通常不如国内的连接更紧密。如今，相互连接更松散的欧洲虽人口更多却并没有美国发达。

因此，人口规模效应并非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在协调与激励机制到位的前提下，通过本国人口之间及与外部人口的连接，以及以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与过往人口的连接来体现。由众多人口及其连接形成的规模效应具有极强的惯性，因而也是极难被打破的优势。这正是为何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直至近年才逐步追上，而中国实现工业化后，西方在根本上难以于产业链层面与中国竞争，在基础科学研究上也无法遏制中国的上升势头。

更大的人口规模能达到更高的技术天花板，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美国拥有数亿人口，这是其近百年来能够创造出此前欧洲国家难以企及的科技成就的重要原因，而超十亿人口级别的中国通过倍增全球工业化人口，进一步把工业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不过，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基础条件不同时的数量对比具有相同意义。例如，非洲的内部连接乃至人群的基础条件较差，即使预期人口远多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也难以比拟中国。由于一国内部的连接通常胜于对外连接，本国强大的人口规模是发展的关键优势。在非常宽泛的条件下，本报告基于规模效应的基本判断是：人口萎缩下的人均GDP及生活水平会低于人口稳定的情形。育娲人口智库将在未来报告中更详细地阐述相关结论。

从这个框架来看，中美竞争并非简单的14亿与3.4亿人之比。美国与经合组织的紧密联动所汇聚的横向规模，叠加其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技术积淀所形成的纵向规模，使其可仰仗不亚于中国人口体量的规模效应。当然，不同领域中内外连接的紧密度各有差异，中美的规模效应对比也因之而异。在对外连接有限的军事科技领域，中国技术追上后，现在基本呈现14亿人对五眼联盟4—5亿人的压倒性优势；但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与全球的深度连接使其拥有超越中国的规模效应优势。

中国当下实际人口与经合组织相当，但预期人口仅为其29.1%。相对于内部联系比经合组织更为紧密的五眼联盟，中国更是从实际人口为其2.88倍降为预期人口仅有其63.61%。该联盟内部联系紧密度在一些方面甚至不亚于中国；例如，一个软件工程师从加拿大转移到美国工作，在许多方面比从河北转移到北京更容易。中国的预期人口被经合组织乃至五眼联盟大幅超越，表明当前的人口态势指向中国未来可能存在的严重人口规模劣势。若这种趋势不能逆转，美国乃至西方对中国已经缩小的纵向规模优势便会反转。

这种极端萎缩的人口态势也会威胁到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地位。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远超整个东南亚，而对应于当下人口态势的预期人口却仅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的41.12%，甚至少于其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在西北方向，中国2025年的预期人口仅为突厥国家组织的1.064倍，且可能在几年内被其反超。

华夏民族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原农耕文明与中北亚草原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9-10]；汉击匈奴与唐平突厥具有塑造历史记忆的里程碑意义。凭借着巨大的人口优势，中原文明才得以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民族史叙事上，突厥国家组织中的土耳其将匈奴列为泛突厥谱系的始祖，而其余成员国则将突厥视为其主要源头。这些国家语言文化的相似性，经历史叙事的构建与共同宗教的加持，是突厥国家组织成型并可能逐步强化其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中国目前与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交往顺畅，未来也有望延续务实合作，不过对承载深刻历史碰撞记忆的两方来说，人口规模对比的逆转，仍会带来强烈的历史错位感。

二、低生育的负面影响

预期人口低迷背后的超低生育率，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全面且深远的负面影响。经济是人的活动：人自出生就逐步产生各类消费需求，成年后则供给劳动以满足需求；这种供需匹配推动经济发展。出生人口萎缩会按时间梯度冲击所有行业。在需求端：0—6年为母婴用品及托育；6—20年为教育、食品、服装；20—60年为住房、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旅游、娱乐等大宗消费；60年后为医疗、养老及殡葬业；并逐步传导至面向企业的行业。在供给端：20—60年后将减少工作人口与专业人士供给，并因此负面影响顶尖人才的质量；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会进一步弱化经济活力。

从上述时间梯度可知，出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20年后进入高峰。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8%-10%降至5%，部分可归因于1990年代出生人口下滑。出生人口萎缩还会降低增长预期，弱化投资意愿，使得潜在的需求和供给更加难以匹配，进而直接抑制当前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坍塌，对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影响虽需十余年才能充分显现，但当前经济增长已面临困境。相对于人口稳定情景，人口萎缩下规模效应弱化，表现为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效率及创新活力更差，人均GDP会更低。

企业出海短期内可维持竞争力与投资收益，但若本土市场低迷，外移产能会培育出当地产业链，甚至自身可能被本土化为他国资产，最终反而成为本国竞争对手。在此之上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挤压会因为中国行业地位下降而变本加厉。若行业需求持续收缩，企业会从开疆辟土的扩张变成萎缩存量的争夺，加剧市场与职场内卷。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中国将难以维持全产业链优势，科技竞争力相对西方会先升后降。中国现在引以为傲的航天、高铁、大型飞机、北斗等大型项目和工程，可能会因为人口持续萎缩放缓技术迭代甚至难以为继。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极长，因此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市场规模的持续支撑。

随着人口衰减，大城市会逐步退化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变为小城市，让同等规模下可供人们选择的城市越来越少。需求与财力的萎缩会让基础设施建设放缓，城市面貌日渐凋敝；机场、车站、医院、学校、公园、办公楼乃至居民小区都会愈发老旧，居民面临的选择日趋收窄，同等人口规模的城市反而会因为建设不力而更加拥堵。这是因为决定特定规模城市拥挤程度的，是其发展程度与规划建设能力；越发达，规划与建设能力越强，城市越不拥挤。相对于人口稳定的情景，陷入人口萎缩的社会，其生活水平会更低。

三、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人工智能可能大规模取代现有岗位，导致一种错觉：人口不再重要。这种观点否定了人的内在价值。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所有工作都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是否就该消亡？显然不是。工作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消费需求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若收入保持不变，工作投入自然是越少越好。

因此，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调整分配机制，让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真正惠及全社会。民众得以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更多的经济产出，从而获得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更多闲暇。实际上，所有工作最终都依赖于人的需求。人口减少反而会导致需求加速萎缩，造成供需匹配困难，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就业问题。

归根结底，人的价值远不止于工作。在后人工智能时代，消费可能比生产更具价值。站在人类整体视角，人工智能的发展终究是为了服务人类；消费正是人类通过市场向人工智能发出的指令，引导其生产能力更好地服务于自身需求。

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价值是内在的。到了人工智能时代，除了作为消费者和杰出人才涌现的基数，人作为基因与文化的传承者、亲友的陪伴者以及意义的创造者，其角色将变得更加重要。

而就技术进步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当前美国和中国处于全球人工智能的第一梯队，这并非偶然。就人工智能发展而言，两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有效人口：在需求端体现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用户数据，在供应端体现为庞大的人才规模以及由人口体量所支撑的雄厚资金投入。

反观德国、日本这类传统工业强国，在新兴的生成式模型赛道上近乎缺位，其根源便在于其人口规模不足以支撑高密度的创新迭代。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人口的规模效应会决定竞争力的强弱，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则会直接决定产业生态的有无。

印度虽是人口大国，但因其技术积累、应用场景以及族群现有基础条件无法比拟中国与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限。例如，2025财年印度出生者的美国H-1B获批申请数是中国的5.77倍[11]，但在2022年美国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样本中有印度本科学位的仅占7%，远不及中国的38%[12]。

人工智能发展深度依赖人类原始体验与持续反馈。对人类来说，人工智能的终极价值是服务于人。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推理过程中，使用者的每次选择和体验，都是在向人工智能传递现实的需求信号。若脱离真实的体验与庞大人口的多元生活实践，人工智能的发展就会变成无的放矢。

人口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人际联系、专业社群与小众需求越繁盛，由此产生的数据在种类与层次上越充足。相反，人口收缩时，社会关系断裂往往快于数量下降。这会导致可供模型学习的世界变窄，其能理解并服务的人群与情境随之收窄，成长空间亦会受限。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度依托人才规模。更多的人才能够支撑更多的技术探索路径，孕育更大的创新突破机会。在社会技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条件下，人群内部基础素质能力与努力程度的分布具有稳定性，人口数量则是决定杰出人才供给最核心的变量。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同等优秀水平的人才数量也与整体人口规模成正比，而最优秀的人才所创造的价值会惠及全社会。这意味着人口萎缩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是双重的：既降低探索路径的多样性，又拉低特定路径创新成就的上限。

美国依托本国人口规模和全球人才虹吸效应，积淀起雄厚的全球顶尖研发人才池，这也是美国以其特定的移民土壤，通过横向联系借力更大范围人口基数的一种体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优秀的理工科教育体系下，已培育出体量可观的工程师队伍，能够支撑大模型训练、算法调优以及海量场景的产业化验证，且推动算法与算力优势切实转化为成熟可用的技术产品。

人工智能的竞争同样体现在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可支撑巨额资本开支，以维持前沿探索与算力、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运转。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对算力和电力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而算力中心的建设与运营、电网的铺设与维护，均需要海量人口所支撑的市场规模与工程人才。人口萎缩不仅意味着人才与数据的枯竭，也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可持续，最终将削弱一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持久耐力。

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极快，既有技术积累带来的领先转瞬即逝。因此，一个国家无法指望当下的技术地位在没有长期支撑的情况下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真正的长期支撑是持续的大规模应用场景、人才供给和资金投入，而这些无不高度依赖人口规模。直到几年前，中国出生人口一直超过整个西方之和，这是当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优势的基础性条件。然而，中国的预期人口甚至低于美国。在这种趋势下，中国将失去对美国等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这尚未计入移民对美国人才资本的倍增效应。若预期人口持续低迷，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被美国拉开差距甚至被边缘化，将很有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四、中国需尽快将预期人口提升到10亿以上

预期人口不是人口预测，而是将当年反映人口态势的五项参数整合为单一指标，在实际人口明显变化之前，直观展示人口态势所对应的长期人口规模。通过观察该指标的变化可以监测人口的趋势变化并评估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过去十余年，全球生育率普遍下滑，各国生育率屡创新低的报道不绝于耳，最新研究认为，全球生育率可能已首次跌破更替水平[13]。这些现象容易让人觉得低生育率是全球共同困境，因此中国并不特殊。但本报告表明，中国的低生育率远比绝大多数国家严重；以直观易懂的预期人口衡量，这种差距甚至达到数量级。

中国不仅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承载者之一，也是东亚族群最大的组成部分。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历史延续性到当下的产业体量和创新规模，中国的综合体量可与几十个中等国家的合计规模相提并论。中国是在绵延不绝的文明脉络下，凝聚成的一个血缘、文化、语言一脉相通且具有高度身份认同的共同体。除此之外，历史上的中国曾长期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若仅将中国视作普通单一国家来衡量，便无法充分体现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分量。因此，研判中国人口规模，可立足于这一视角。

数十年来，西方有关中国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但无论经济波动、债务风险、环境污染、民族矛盾、社会冲突还是寻租行为，均未改变中国强劲的发展进程，相关悲观预测悉数落空。与以往不同，当前的超低生育率是现实而严峻的危机，亦是中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地缘政治风险最具基础性的因素。正因如此，部分西方战略家将维系其长期优势地位的希望日益寄托于中国的人口颓势之上。

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几乎都卡在严重的超低生育率，未来的发展水平和长期国力高度取决于能否尽早将生育率提升至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大幅加强生育支持力度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预期，并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拥有庞大的生产、建设和创新能力，具备大力支持生育的强大物质基础，而且华夏民族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慎终追远，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并拥有强大的执行力。只要充分认识到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中国便有能力大幅提升生育率。本报告认为，要维持中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和强势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众的高品质生活，中国需要尽快将预期人口提升至并稳定在10亿以上。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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