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3年，上海聂家花园，聂其璧已经成了亲友口中的“聂四小姐”。她出身名门，却不像传统闺秀那样安坐深闺，反倒常常翻墙、爬树，赶去看戏、看电影，或参加文艺活动。家人说她“疯”，她却活得十分自在。
聂其璧的父亲聂缉椝曾任上海道台，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聂家在黄浦江畔建有大宅园，园内有池塘、果树、裁缝间，甚至还有供家人使用的道路和作坊。这样的家庭，物质条件自然优渥，但规矩也多，尤其对家中的女儿要求严格。
偏偏聂其璧不愿被规矩困住。她没有接受旧式私塾教育，而是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英语、法语，都是在那里打下的基础。她平时爱热闹，到了教堂礼拜时却十分安静，也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她结识了宋美龄。
当时的宋美龄还没有后来那样显赫，宋家与聂家之间也并非外界想象的那种高低悬殊。两位年轻女子性情相投，周末常在聂家花园见面。那座宽阔的宅园，既是聂其璧成长的地方，也成为她与宋美龄交往的重要场所。
有意思的是，聂其璧面对家里安排的婚事并不顺从。亲属为她挑选的多是门第相当的公子，她却看中了留学归来的周仁。周仁有学问，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后来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但家境远不能和聂家相比。
家人起初并不理解。一个出身显赫的小姐，为什么要嫁给一位收入并不丰厚的学者？聂其璧看重的却不是家产，而是人的能力和品格。父母见她态度坚决，最终尊重了女儿的选择。婚礼上，宋美龄担任伴娘，并赠送珍珠项链，这段交往也因此留下了民国社交圈的一则逸闻。
婚后，聂其璧没有变成只会享受的富家太太。她喜欢文艺，曾参加木偶剧团，还让家中裁缝为自己制作演出服装。1939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独自前往美国，探访电影界人士，并与卓别林合影。照片后来遗失，她一直觉得可惜。
她的婚姻生活同样颇有个性。周仁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工作繁忙，聂其璧却坚持一家人尽量共进晚餐。她偏爱湖南口味，丈夫是江苏人，口味偏甜。一次吃饭，她照常给丈夫夹菜，周仁忽然说：“今天别夹了，我不想吃。”聂其璧追问：“以前不是说好吃吗？”周仁见她认真起来，只得把菜吃完，席间的气氛才重新缓和。
这件小事看似琐碎，却能看出两人的相处方式。聂其璧性格强硬，但并非蛮横无理；她在意的是家庭关系中的回应。周仁性情温和，懂得让步，也没有因为妻子出身优越而刻意争强。一个敢说，一个愿听，婚姻反而维持了稳定。
抗战时期，周仁参与研究机构和设备资料的内迁。途中要经过越南，再转往昆明，物资繁多，交通紧张，运输十分困难。火车站人员多使用法语沟通，周仁一时难以解决装运问题，聂其璧便凭借熟练的法语出面交涉，终于争取到车厢，使设备和资料得以转移。
到达昆明后，生活条件骤然下降。昔日住在大花园里的聂家小姐，只能和丈夫挤在简陋房间里，还要帮忙整理、保管资料。她没有因环境艰苦而抱怨，反而承担起许多实际事务。这样的能力，并不是礼仪课上教出来的，而是在复杂处境中练出来的。
她也没有把两个儿子一直留在身边。战乱中，孩子们跟随学校转移，途中步行许久，遇到过盗匪和小偷。有人劝她把孩子带在身边，她却认为，年轻人需要亲自面对困难。儿子讲起旅途上的惊险时，她只说：“这些经历，以后会派上用场。”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实在。她给孩子的不是一条处处铺好的路，而是处理问题的机会。大儿子周麒后来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也是桥牌领域的专家。母亲早年允许他离开熟悉环境，或许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他在复杂局面中形成了独立判断。
抗战结束后，聂其璧又陪同周仁把此前保护下来的设备和资料运回上海。1987年，上海有关方面为周仁立铜像，已经89岁的聂其璧由儿子推着轮椅参加揭幕仪式。那座铜像记录的是周仁的学术贡献，而站在一旁的老人，也见证了一个名门小姐如何在婚姻、战乱与家庭责任之间，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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