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榆木川的帐中，朱棣说出“夏原吉爱我”的时候，夏原吉不在跟前。他在北京的内官监牢里，已经关了两年多。皇帝临终想到的，是一个被自己亲手关起来的人。

《明史》记此事极简：

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永乐十九年，朱棣决意第五次亲征漠北，召尚书夏原吉、方宾、吴中、吕震议事。四人意见一致：休兵养民。朱棣单独问夏原吉边储够不够，夏原吉说不够，并且提到了皇帝的身体。一个户部尚书，管钱粮的，却去说圣体不宜远涉风沙，越界了，也戳中了朱棣最不愿被人碰的地方。朱棣把他遣去开平督粮，名为差遣，实为放逐。

朱棣又召吴中再问，吴中不改口。兵部尚书方宾“惧，自缢死”。朱棣本无意杀方宾，但方宾的死反而坐实了抗旨的姿态，“帝实无意杀宾，闻宾死，乃益怒，戮其尸”。夏原吉被从开平召回，下内官监，抄家。抄出来的东西让朝野无话可说——“惟赐钞千贯，余布衣瓦器”。一个管了十几年国库的人，家里就这些。

但朱棣还是没有放他。

此后三年，朱棣又两次北征。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御驾亲征，三次空耗。没有决战，没有俘获，只有粮尽而返。每一件都在印证夏原吉当初说过的话。

榆木川的“夏原吉爱我”，写在《明史》里只有五个字，但朱棣说这话时是什么心境，史官没有记。他环视身边随驾的臣子，说了这么一句。那些臣子中，有人亲眼见过夏原吉当年是如何被拖出朝堂的。那些顺着他说话的人，随他北征的人，在他身边侍奉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他临死时被他想起。他想起的是那个不肯顺着他的人。

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太子朱高炽亲自跑到狱中告诉夏原吉，夏原吉的反应是伏在地上哭，哭到起不来。

二

一年之后的洪熙元年五月，紫禁城里，同一张面孔面对着同一个夏原吉，说的是另一句话。

“时勉廷辱我。”《明史·李时勉传》记下了这五个字，后面紧跟一句：

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朱高炽说完就死了。怒意一直烧到咽气。

李时勉做了什么？洪熙元年，他上疏言事，核心两条：一，谅闇之中不宜近妃嫔；二，皇太子不宜远左右。第一条直指朱高炽守丧期间的私生活，第二条说的是太子朱瞻基长期在南京，储君不该远离皇帝身边。

朱高炽大怒，召李时勉到便殿问话。李时勉“对，不屈”。仁宗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快死了。第二天改任交趾道御史，命他“日虑一囚，言一事”——每天审一个案子，上一道奏疏。李时勉照做，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在狱中他差点死掉。幸而一个锦衣卫千户早年受过他的恩，暗中找来海外血竭为他疗伤，才保住一条命。他后来在国子监当祭酒，学生数千人，被王振枷在国子监门前三天，也是靠学生上千人围在朝门喊冤才得释放。他这辈子，要么在触怒别人，要么在被别人搭救。很少在中间。

三

宣宗即位后，有人把李时勉的事告诉了新皇帝。朱瞻基震怒，命人把李时勉绑来，“朕亲鞫，必杀之”。随后又改令王指挥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结果王指挥从端西旁门出去，而之前派出的使者已经绑着李时勉从端东旁门进来了，两拨人没碰上。朱瞻基远远看见李时勉，骂他“尔小臣，敢触先帝”，让他说清楚奏疏里写了什么。

李时勉叩头，说的正是那两条：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瞻基听完，色稍霁，让他接着说。李时勉说“臣惶惧不能悉记”。朱瞻基问奏疏草稿还在不在，答“焚之矣”。朱瞻基乃太息，称“时勉忠”，当场赦免，复官侍读。

等王指挥从狱中回来，李时勉已经穿戴整齐站在阶前了。

这个戏剧性的场景，《明史》写得像一幕戏。奏疏里的“皇太子”，此刻正坐在他面前。一年前他因为这句话被金瓜打断肋骨，一年后他因为这句话被赦免。皇帝换了，话没变，结果就变了。

四

李时勉走出诏狱的时候，夏原吉已经在文渊阁里修《太宗实录》了。

夏原吉后来活了很久。他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主持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得银章“绳愆纠缪”。宣德三年，宣宗因夏原吉、蹇义、杨士奇、杨荣四人都已年老，特赐玺书说“卿等皆祖宗遗老”。宣德五年正月，夏原吉卒，年六十五，谥忠靖。

他的一生，在抄家和赐印之间走完。抄家的时候，他是“渎职误国”的罪臣；赐印的时候，他是“祖宗遗老”。中间隔了榆木川的一句话。

李时勉也活得够久。宣德五年迁侍读学士。有一回宣宗驾幸史馆，撒金钱赐诸学士，诸学士皆俯取，唯独李时勉正立不动，宣宗只好把剩下的钱专门赐给他。那个不弯腰的动作，和他在便殿上“对，不屈”的姿态，是同一个东西。朱高炽受不了它，朱瞻基接受了它，王振后来又受不了它——正统年间，李时勉因为“擅伐官树”被枷在国子监前三天，靠一千多学生围在朝门呼喊才得释放。

正统十二年，李时勉获准致仕。离开北京的时候，

朝臣及国子生饯都门外者几三千人，或远送至登舟，候舟发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