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这几天，你是在家补觉，还是在外头看人山人海？可就在大家忙着拍照、聚餐、晒朋友圈的时候，有四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悄悄从这个世界退了场。

说起来，这个长假本该是最松快的日子。工位空了，电话静了，连天气都收敛了几分。

人们盘算着怎么把七天过得有滋有味，有人订了海岛的机票，有人跟老友约了火锅，有人干脆窝在沙发里追剧。热闹是真热闹，可谁都没留意，另一边的讣告也在悄悄排着队。

从10月1日到10月5日，短短几天，四条消息接连传出。有讲台上的教书人，有画案前的女画家，有打了半辈子功夫的洋徒弟，还有把一辈子交给橡胶林的老科学家。

年纪最轻的那位，才51岁。生死这事儿，从来不挑日子，也不看你有没有过完假期。先说头一个。

10月1日下午，常州大学那边先传出了消息。机器人产业学院的副院长储开斌教授，因病离世，只有51岁。

那天不少学生还在校园里拖着行李准备出门，刷手机刷到这条通告，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五十出头的大学老师，本该是最出活、最能带学生往前冲的年纪，就这么没了。

储开斌是1997年从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毕业后进的常州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八年，中间又回母校读了材料工程硕士，2014年拿的学位。

他主攻的方向是仪器仪表，带的又是机器人产业学院，这几年国家正鼓励产教融合，他就把实验室和企业车间来回倒腾，带学生拿过不少国家级比赛的奖项。学校在讣告里写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这八个字别人贴上去也许就是客套，贴他身上却刚好合身。

最让人揪心的是，知情人说，他跟病魔较劲已经一年多了。身体早就不利索，可他没歇。

学生的毕业设计、学院的项目、带的研究生，哪一样他都放不下。遵照他本人的意思，后事办得极简。

10月2号那天，亲友、同事、学生，就这么安安静静地送了他一程。还没等常州这边缓过神来，南京又传来一个消息。

10月3日，画家胡宁娜因病离世，68岁。两天后，江苏省国画院发了讣告，她的儿子冯宽也在网上发了一封告别信，把老太太生前最后的话告诉大家。

胡宁娜1958年5月生在南京。老南京人，骨子里就带着那股子秦淮水汽泡出来的灵气。

她这辈子的头衔不少：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主席。但她最被人记住的，还是那一笔工笔人物画。

代表作《轻风赏花图》拿过第八届全国美展的优秀奖，画面里那种干净利落又带点俏皮的线条，一眼就能认出是她的手笔。她的本事还不止在工笔上。

胡宁娜挺爱琢磨，不肯被一种题材框死，晚年还试着用中国画的笔墨去画古埃及、古希腊，让中国的毛笔去讲别人家的故事。去年年底，南京办过一场笔会，她坐下来一个多小时，画了一幅《少年强威图》，画里两个少年意气风发。

那天在场的人都以为老太太状态好得很，还能再画十年。谁想不到一年，人就走了。最打动人的是她留下的那封信。

她跟家里人说，走了就走了，不许哭哭啼啼。要是哪天看见一只蝴蝶从你面前飞过，就当是她回来瞧瞧，笑着喊一声“老胡”就行。

这话听着像玩笑，细想却让人鼻子发酸。一个画了一辈子人物的老太太，到最后把自己也画成了一只轻飘飘的蝶。

两位走后，很多人以为悲伤能到此为止，可10月5号凌晨，香港那边又来了一条。英国人何麦，突发心脏病离世，64岁。

巧的是，洪拳宗师刘家良那会儿正筹拍新戏，这个英国小伙上门就打了一套拳，还一脸认真地说，这是对着刘家良的电影学的。刘家良一看，这哪是来混饭吃的，分明是真喜欢。

《醉拳Ⅱ》开拍的时候，何麦正式磕头拜师，进了刘家班，成了刘家良的入室弟子，也被人叫作“黄飞鸿第五代传人”。一个洋人，拜中国师父，学洪拳，这在当年也算一桩奇闻。

更让人服气的是，他不光拳打得像模像样，粤语也操练得流利，跟剧组里的师兄弟插科打诨，一点不见外。港产动作片最红火那十来年，但凡要找个“洋反派”，导演们第一个就想起他。

电影里头，他总是叉着腰，操着一口奇怪的腔调叫板中国功夫，最后被主角一通拳脚打得满地找牙。观众看得哈哈大笑，也记住了这张脸。

他自己倒不在乎角色大小，能跟师父一块儿拍戏，能把洪拳在镜头前耍得有板有眼，他就觉得值。10月5日凌晨这条消息传出来，刘家良的遗孀翁静晶在社交平台上确认了。

她说走得太突然，还特意补了一句，何麦是家良最忠心的徒弟。一个英国小伙，把香港当成了家，把中国功夫当成了命，这辈子活得挺硬气。

他这一走，港片黄金年代里那些熟脸，又少了一张。就是这同一天的凌晨，海南那边也传来了一个消息，只是这一位走得更安静些。

郑学勤，97岁，在海口病逝。当晚海南大学发了讣告。这个名字，年轻人可能有点陌生，可中国的橡胶行业绕不开他。

郑学勤1929年生在安徽歙县，1948年考进北京大学植物学系。那时候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没想到后半辈子会跟热带雨林、跟一棵树打一辈子交道。

毕业后他响应号召去了海南，从此人生就跟橡胶绑死了。那时候的中国被外头的人叫作“无胶国”，橡胶是战略物资，西方封锁得死死的，咱们自己种不出来，什么都要仰人鼻息。

郑学勤跟同事们挑着担子钻进密林，一手砍刀开路，一手还得防着蛇虫。白天找树，晚上搭吊床睡觉，蚊子厚得能糊满脸。

他们一棵一棵地筛，就为了挑出产量高、能遗传、扛得住气候的母树。那段日子的艰苦，后来他回忆起来也只是淡淡一笑，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真正惊险的是八十年代那一趟。中国的橡胶又遇上了瓶颈：品种退化，遗传基因太窄，必须从源头上找新种。

郑学勤那年五十出头，跟着国际考察队钻进了亚马逊雨林，在里头熬了将近两个月。黑飞虫铺天盖地，饮用水只能喝生的，干粮吃光了就打猎。

他手心里一直攥着采来的种子，天塌下来也不肯松手。那趟九死一生的考察，他和团队硬是把六万多粒野生橡胶种子带回了中国。

回来以后，他把这些种子建成了野生橡胶活体种质库，这事儿后来被列进了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慢慢地，中国的橡胶产量上来了，“无胶国”的帽子也摘了。

90岁那年，他被评为共和国“最美奋斗者”，奖章挂在胸前，他乐呵呵的，像个得了小红花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这个假期的凌晨静静走了。

97岁，算得上高寿。但当你把他这辈子铺开来看——北大的书桌、海南的胶林、亚马逊的沼泽、种质库里那一排排小苗——就会觉得这97年哪一年都没白过。

四个人，四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在讲台上倒下，有人在画桌边告别，有人在镜头外停了心跳，有人在南方的清晨闭上了眼。

他们走得前后脚挨着，像商量好似的，又像谁都没打招呼。我们常觉得日子长着呢，手机里存着的那些“改天再约”“下次见面”，像是永远有机会兑现。

可这个假期提醒了很多人：所谓来日方长，有时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真正能攥在手里的，是今天还能听见的那声电话，是桌对面那张还在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