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太行山一带，陈锡联与李德生都站在部队改编的关口。一个由师长改任团长，一个原本只是班长，却因为一项关键决定，改变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军旅轨迹。

李德生出生于1916年，河南新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曾给地主放牛。1930年，红军来到家乡，年仅14岁的李德生参加了队伍。年纪小，胆子却不小，作战中敢冲敢担，很快被调到团部担任传令兵。

传令兵看似普通，实则经常接触首长，承担传递命令、联络部队的任务。凭着机警和可靠，李德生后来当上了班长，参加了仪南、营渠、宣达等战斗以及反“六路围攻”。

但军旅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李德生因受到“肃反”影响，被错误撤销班长职务，还被开除党籍。对一个年轻战士来说，这种打击相当沉重。

他没有离开队伍，也没有消沉，而是被调到红十师工作。此时，红十师师长正是陈锡联。陈锡联比李德生年长一岁，早年受家庭影响参加革命，作战勇猛，1935年已经担任师级干部。

陈锡联了解情况后，没有把李德生当作普通下属看待。战斗间隙，他常找李德生谈话，分析战场形势，也讲自己的作战经验。陈锡联曾对他说：“受了委屈，不等于没有本事，能不能打仗，还要看今后的行动。”

这句话未必改变了当时的处境，却稳住了李德生的心。一个身处低谷的年轻干部，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空泛安慰，而是有人愿意相信他仍有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编制有限，许多原红军干部都要降职使用。陈锡联由师长改任团长，李德生若按常规安排，很可能只能成为普通战士。

陈锡联没有同意这种处理。他认为李德生有基层经验，头脑灵活，战场上敢于负责，不能把这样的人才埋没，于是向上级建议，让李德生担任排长。这个建议获得批准。

看似只是一次职务调整，意义却不一般。李德生由班长升为排长，保住了继续施展才能的平台，也由此进入了更广阔的指挥岗位。陈锡联的判断，很快得到了战场的回应。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军机场。陈锡联指挥部队作战，李德生所在部队承担了重要任务。战斗中，八路军击毁日军飞机24架，阳明堡一战震动全国，蒋介石也发来贺电。

此后，陈锡联继续把重要任务交给李德生。通信连连长、特务连连长、营长，这些岗位一个接一个落到他肩上。李德生也没有辜负信任，逐渐从一名基层班长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1943年，李德生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十团团长，开始独立指挥作战。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1945年初的马坊战斗。

马坊位于山西一带，地理位置重要。日军在那里修筑大型碉堡，凭借坚固工事控制周边地区。此前部队曾两次进攻未果，李德生接到任务后，没有急着强攻，而是先摸清敌情。

1945年1月，他带人化装成百姓，接近日军补给通道，仔细观察碉堡结构、出入口和守备规律。回到部队后，他制定了里应外合、声东击西的方案。凌晨时分，部队在地下组织配合下发动突袭，终于攻克碉堡，全歼守敌。

1945年3月8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太行部队收复马坊的战斗，李德生的指挥能力由此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远在其他部队的陈锡联看到消息后，对这位老部下的成长十分欣慰。

抗战胜利后，陈锡联又把李德生调回野战部队担任团长，并向上级反映此前的错误处理问题。后来，李德生转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在王近山麾下参加上党、邯郸、鲁西南等战役，逐渐成为纵队中的骨干。

1949年，李德生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再次回到陈锡联领导的部队。两人的关系，早已超出上下级，更有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李德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来担任第十二军军长，并参与上甘岭战役后期作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此时，那个曾经被错误撤职的班长，已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重要将领。

1968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李德生。周恩来念到名字时，毛泽东问：“哪个是李德生？”李德生起身后，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河南新县人。”

这次简短交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领导视野。1969年，他奉调到中央工作，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73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特殊时期结束后，他仍受到组织重用。

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距离1937年陈锡联提议让他担任排长，已经过去51年。

晚年，两位老战友虽不常见面，却常通过电话问候。1996年陈锡联逝世后，李德生写道：“陈锡联同志是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