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初入10月，诺贝尔奖的评选与归属，成为了国际上广受关注的话题。
在国内，对此的关注同样丝毫未减，因为在开奖之前，有一个中国人被推到了“最接近诺奖的中国物理学家”的位置，他就是薛其坤。
作为一个有着出色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地位的中国人，他自然是国人眼中最有望获诺贝尔奖的选手之一。
可当诺贝尔奖揭晓，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薛其坤，这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开奖前被多家机构列为物理学奖呼声最高的华人学者，最终没有出现在获奖名单上。
紧接着的化学奖颁给了法国和日本的两位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张涛同样未能摘得桂冠。
薛其坤的落选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感到意外？
2023年他拿下了巴克利奖，这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荣誉，也是该奖自1953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在我看来，把薛其坤的落选简单归结为“被针对”或者“学术封杀”，是一种偷懒的判断。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选逻辑，和公众期待的“谁呼声高谁就该拿”完全是两回事。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当然重要，但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凝聚态物理内部的范式推进上，颁奖委员会可能认为这项成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哈尔岑的冰立方项目从立项到出数据花了十几年，中微子振荡的诺贝尔奖也是从发现到获奖隔了二十多年。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果发表于2013年，满打满算才13年，在诺奖的时间尺度里，这远没到“欠他一个奖”的程度。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数字，从1901年到现在，华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一共11位，其中在中国大陆本土做出获奖成果的只有屠呦呦一人。
这个数字本身说明的问题，比某一年的落选更值得琢磨。
但诺奖奖励的是“从0到1”的突破，而我们在“从1到100”的工程化能力上更强。
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诺奖的天平偏向前者。
真正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或许是那种“等不及”的情绪，开奖前各种预测榜单把薛其坤捧到很高的位置，开奖后社交媒体上立刻充斥着“又被西方打压了”的愤怒。
这种情绪的潜台词是，我们的科研价值需要由一个瑞典的委员会来盖章确认。
屠呦呦在2015年获奖之前，青蒿素在国内已经救了无数人的命，它的价值不需要诺奖来证明。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如果真能推动低功耗量子电子器件的实用化，它的意义同样不需要一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来确认。
我认为，今年诺奖最大的启示不在于谁拿了奖，而在于我们对待落选的态度。
一个健康的科研生态，应该允许公众对诺奖保持平常心。
日本从1949年汤川秀树获奖到2000年后几乎年年有人拿奖，中间隔了半个世纪。
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从2000年前后才开始大幅增长，按照诺奖平均二三十年的滞后期来算，真正的收获季可能还没到来。
与其纠结于某一年的得失，不如想想怎么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去研究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问题。
薛其坤本人没有对落选发表任何公开评论，这很符合他的风格。
一个在实验室里待了三十多年的人，大概比谁都清楚，科研的节奏和奖项的节奏从来就不是同一套时钟。
冰立方的中微子信号不会因为拿了诺奖就变得更清晰，同样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数据也不会因为没拿奖就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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