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北京，国务院会议室里，铁路运输问题摆在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面前。徐州铁路枢纽堵塞，京沪、陇海两条干线运行受阻，部分地区还出现武斗，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受到影响。问题看似出在铁路，实质却牵动着当时国家治理中的许多症结。

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切口。李先念虽然因病没有出席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却一直参与文件准备和具体协调。他看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代拟稿后，立即批示：“今天要讨论。”态度很明确，不能把文件放在桌上，更不能把整顿停留在口头上。

这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不久，承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李先念则长期分管财经、工业和国防工业等方面事务。两人的分工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判断：国家机器要恢复正常运转，靠的是责任、制度和执行，不能靠派性争论，更不能靠相互推诿。

早在战争年代，两人就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1947年挺进大别山后，部队处境十分艰难，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带着人数不多的前方指挥所坚持下来，采取避战和机动作战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先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来邓小平回忆，那段经历锻炼出的，正是面对复杂局面时的沉着和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调任财政部长，对中央财经工作的复杂程度曾有过清醒估计。他坦率地向陈云、邓小平表示，自己需要得到更多指导。邓、陈没有因此否定他，反而在实际工作中给予支持。李先念后来能够在财政、工业和国务院工作中承担重任，与这种长期磨炼密不可分。

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人事安排，中央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尖锐。“风庆轮事件”被人为放大，原本属于运输和管理层面的争议，被扣上了政治帽子，并被用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态度很直接：“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怎么能先戴帽子？”李先念则承担了大量协调工作。他没有把矛盾停留在争论层面，而是尽力保证四届人大筹备继续推进。毛泽东后来明确支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肯定了李先念在筹备工作中的作用。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先念也成为国务院重要负责人。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评价李先念，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尽管受到冲击，他仍然坚持工作，没有泄气。这句话既是肯定，也是托付。

整顿从铁路开始，并非偶然。铁路是工业生产的血管，车辆、煤炭、钢材和粮食都要依靠运输。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规章制度，反对派性。李先念紧跟着推动落实，对执行不力的单位明确提出，不能搞“夹生饭”，对屡教不改、破坏运输秩序的人要严肃处理。

铁路状况很快出现变化。李先念还特别支持调整部分铁路局领导班子，认为领导软弱、制度松散，生产秩序就不可能真正恢复。这个判断后来延伸到钢铁、国防工业、财政金融和国家机关，成为全面整顿的重要思路。

5月，国务院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李先念主持会议时直指关键：“问题在领导。”包钢、武钢、太钢和鞍钢等大型企业长期上不去，不只是设备和资金问题，更有领导班子软弱、管理混乱、派性干扰等因素。他提出，能做事的留下，不做事的调开，不能让少数人长期拖住国家建设。

邓小平随后强调质量、制度和领导班子，李先念则更多关注投资效益、政策落实和生产安排。两人的讲话一个抓方向，一个抓执行。对当时的工业部门来说，这不是一般性的工作部署，而是要求把企业从无休止的争论中拉回生产轨道。

整顿很快扩大到军队、国防工业和科技工作。1975年夏，李先念提出，军队整顿中所讲的“肿、散、骄、奢、惰”，同样值得地方和经济部门警惕。他要求各部委结合实际检查问题，不能只传达文件，不解决困难。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成为整顿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批示，水电科研单位领导班子和轻视技术人员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亟待整顿。李先念随即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处理，明确表示要正确对待科技人员。那段时间，许多被审查干部和专业人员开始得到重新安排，正常工作秩序逐步恢复。

不过，整顿触动了既有利益和错误做法，阻力并未消失。1976年初，批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重新掀起，邓小平被停止工作，李先念也被迫减少工作。此前已经取得成效的铁路、钢铁和工业整顿，因政治风向变化而中途受阻。

在一次讨论中，邓小平曾考虑辞去军队职务，李先念劝他不要贸然写信，担心被人抓住把柄。这个细节说明，两人之间不仅有工作上的配合，也有多年革命经历形成的信任。只是当时的局势已经难以由个人意志扭转。

1976年10月以后，局面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重新走上重要岗位，过去被中断的许多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后，李先念继续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领导集体建设。1986年10月30日，他与邓小平、陈云商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同退出领导岗位，推动新老交替。这一决定，与他们在1975年坚持制度、秩序和责任的工作取向，前后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