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职业打假的争论热闹起来。一边是国家对借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出手，多地把恶意索赔纳入重点打击；另一边，那个曾经以“英雄“自居，却把打假当作生意的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建议，请求审查地方性法规中限制打假、投诉举报和惩罚性赔偿的条款。职业打假到底是不是消费者？知假买假该不该赔？限制职业索赔是不是纵容违法？

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的终点目的都是为了让打假这门生意合法化，真若如此假打就成为必然了。

国家倡导的“打假”是什么？

翻遍法律和文件，国家鼓励的其实一直是两件事：消费者受到侵害，可以依法获得赔偿；发现违法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符合条件的给予奖励。《食品安全法》把社会共治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也规定了举报奖励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赔偿和奖励不是一回事。

赔偿，是受到侵害者的权利；

奖励，是国家对社会监督的鼓励。

两者都有钱，却都不是为了让人赚钱。

一个人买到不安全食品，依法获得赔偿，是因为权益受到了侵害；一个人发现违法行为，花时间、花精力收集线索，甚至还可能承担风险，国家给予奖励，是不让做好事的人吃亏。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先后顺序：先有权益受损，后有赔偿；先有举报行为，后有奖励。奖励是附随的、事后的，而不是给举报标一个价钱。

如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事情就不一样了。把奖励当成收入，把赔偿当成利润，把政府当成买家，举报就成了一种服务，违法线索就成了货源，市场的逻辑就来了，既然是生意，就一定要算账：什么投入少，什么回报高，什么风险低，什么来钱快。

国家鼓励的社会共治，是希望有人愿意为正义站出来。正义需要保护，也值得褒扬，但它不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

这门生意是怎么形成的？

既然国家倡导的是赔偿和奖励，打假生意就不是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对这两项制度的双重扭曲。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经营者不能以购买者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为由抗辩；2014年发布的指导案例23号，也支持了知假买假者符合条件的十倍赔偿请求。这些规则当然不是为了培育一个职业打假行业。当时更重要的考虑，是加大违法成本，解决消费者维权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制度运行久了，另外一种可能出现了。

有人发现，买问题商品、找问题、索赔，可以反复复制；懂一点食品标签、广告宣传方面的规定，甚至不需要太多成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商品本身价格的赔偿。于是，原本用于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逐渐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甚至成为了产业链。

赔偿，本来是受到侵害以后获得的救济，慢慢变成了寻找问题商品的目的。

举报，本来是把违法线索交给国家，由公权力依法查处，慢慢也成了与经营者谈判的筹码。给钱，可以不举报；不给，就投诉、举报、复议、诉讼。

这已经不是制度设计时的样子了。生意在立法本意与规则适用之间的缝隙里疯狂成长，侵蚀的是社会和市场的正常肌体。于是，制度开始纠偏。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解释，对“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划出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边界，并对连续购买、反复索赔、违法索赔作出专门规定。

2026年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又进一步明确，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或者不能证明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投诉，依法不予受理。

消费者权益当然要保护，社会监督当然要鼓励。但保护消费者，不等于保护一门索赔生意；鼓励举报，并不等于鼓励把举报做成生意。

职业打究竟打的是什么？

“假冒伪劣”其实是两件事的合称。假冒，问题主要出在身份和来源。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认证标志，侵害的不只是某一个购买者，还有权利人和正常的市场秩序。伪劣，问题出在货本身。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符合安全标准，严重的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和公共安全。

所以，真正的打假，从来不只是帮某一个买家讨几倍赔偿。它要解决的，是市场里那些真正的假、真正的劣。

再看看，这些年职业打假最热衷的是什么？

相比隐蔽的制假窝点、复杂的制售假链条，食品标签上的一个错误、一个执行标准号、一处广告用语，往往更容易成为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大牌A货遍地开花没人打，小店里的食品标签添加剂没写全称、执行标准号印错、字体高度不够、名称有误导的投诉却此起彼伏；大企业“遥遥领先”、“千万以下最好”绝对化广告语没人举报，一个卖板栗的在纸牌上写一句“最好吃”，却会被举报。

细想想，个中原因并不复杂。真正的制假售假，难发现、难取证，风险还高。即使最后打赢了，钱也未必拿得到。大企业法务团队强大，惹不起躲得起，这就是职业打假生意人的本质，既然是一门生意，当然选择面对强者时绕道走，面对弱者时，用举报投诉逼，投入小、风险低、兑现，这究竟是打假还是假打？

生意必然有生意的逻辑

打假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假货下架，违法停止，违法者付出代价，以后不敢再犯。

生意的目的是什么？收益到账。

两者有时候能够重合。发现违法，依法索赔，经营者受到教训，问题得到整改，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问题是，当打假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两个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选择哪一个？

生意必然有自己的逻辑。所以职业打假基本上都按照下面的原则在做着商业考量：

打易不打难。真正的制假窝点，有组织、有链条，调查难、风险高。标签上的一个明显错误，一眼就能看见，买回来就能固定。从生意角度看，后者显然划算。

打末端不打源头。一些标签问题，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生产企业。但找生产企业，要面对法务，要诉讼，要等结果。找终端的小店就容易多了。一个电话，一句“不给钱就举报”，有的经营者怕麻烦，花点钱就解决了。厂家还在那里生产，同样的产品还会流向下一家店。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这是失败；如果从生意角度看，却未必是坏事。

再有甚者就是从“找”到“造”。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向饭菜中恶意投放异物、向食品包装中人为塞入异物，再以投诉举报相要挟索取钱财，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看到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发现事情已经走到了初衷的反面。

原来是发现违法，现在是制造违法；原来要消灭的是假，现在假反而成了赚钱需要的原料。

这不是所有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案件，就把所有重复购买、投诉举报的人都作同样评价。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一旦打假完全服从于生意的逻辑，打什么、怎么打，就可能不再由违法的危害决定，而由收益决定。

这生意是拿公权力当本钱

这门生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本钱不完全是自己的。

开店要房租，办厂要设备，做贸易要资金。赚了是自己的，赔了也是自己的。

职业索赔却可以调用一整套公共资源。投诉、举报、调查、调解、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这些制度本来是干什么的？

保护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维护公共利益。

但在职业索赔的生意里，它们有时成了施压的工具。

小店为什么愿意给钱？怕的往往不是站在面前的索赔人，而是后面那一整套程序。

算一算这笔账。买商品的钱，是自己的。调查、取证、核查、答复、复议应诉，用的是行政资源；进入诉讼，占用的是司法资源；经营者私下支付的和解款，最后进的是个人口袋。收益是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所以说它不是没有本钱，而是可以拿公共资源当本钱。

有人拿西方国家的私人执法商业化来说事，仿佛西方的月亮都比我们的圆。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私人执法是一项怎样的生意。那恰恰是公开把私人执法当作一门正当生意来设计的：消费者欺诈诉讼可以获得多倍赔偿和律师费，告发骗取政府资金的人可以从追回的款项中分成。但这门生意有几个规矩：首先，这个生意走的是民事诉讼路径，并不是公共执法机关，起诉要自己付费、承担败诉风险，滥诉还要受到制裁；其次，原则上要求本人真实受损，知情而买的人很难主张被欺诈；更重要的是这么生意，收益的钱流向受到公共监督，告发者起诉后未经司法部长书面同意不得撤诉，不能拿着线索与被告私下和解。本世纪初，加州曾有律所对数千家小商户批量起诉轻微违规索要和解金，于是就有了2004年加州选民通过提案，要求原告必须本人实际受损才能起诉的纠偏。

由此可见，在公开承认私人执法可以获利的制度里，拿公权力当本钱、私下买断公共执法，也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所以，退一步说，即便有人坚持把打假当作生意，也要按生意的规矩来：自己出本钱，自己担风险，赔了自己认。要索赔，就请到法院去，自己付诉讼费，自己承担败诉的后果。而举报，一经交给公权力，就是公家的事，并不是买卖。

当正义也需要算账

其实，当职业打假成为生意，最大的代价还不是占用了多少行政资源，也不是一些小商户赔了多少钱。而是它慢慢改变了人们看待是非的方式。

法律并不排斥利益。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法律支持赔偿；举报重大违法行为，国家给予奖励。一个社会不能总让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吃亏，也不能总让愿意站出来监督违法的人吃亏。

但这里原本有一个最基本的顺序：因为事情是对的，所以去做；因为做了对的事情，所以给予保护和激励。

当打假成为生意，这个顺序倒过来了。不是因为这个违法危害大，所以去打；而是因为这个违法有钱赚，所以去打。不是发现违法以后获得收益，而是为了获得收益去寻找违法。

从为正义而获益，到为获益而打假；再到为获益而找假。极端情况下，甚至走到为获益而造假。

只不过换了一个先后，性质却完全不同。

一个制假的人在算违法成本，一个打假的人在算索赔收益，两头都在算账。很少有人再问一句：该不该？

更麻烦的是，这种生意做久了，还会伤到真正的消费者和举报人。一个普通消费者买到问题食品，认真去维权，商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你是不是职业打假的？一个人发现违法去举报，工作人员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是不是来索赔的？旁观者看到有人投诉，也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他想要多少钱？

真正的维权开始被怀疑，真正的举报开始被防备，真正愿意较真的人，反而要先证明自己不是来赚钱的。

而那些熟悉规则、反复利用程序获利的人，有时反而被说成“懂法”“聪明”“会利用规则”，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原本应该评价对错的事情，最后都在评价划不划算；原本应该讨论是非的地方，最后都在计算收益。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但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与让做好事成为一门生意，是两回事。

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靠执法人员站在旁边维持运转的，而是靠没有人监督时，人们仍然对道德有敬畏，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古人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如果一个社会最后只剩下成本计算——违法的人计算违法成本，反对违法的人计算打假收益——那么损失的就不只是市场秩序，可能改变的人们对正义的理解，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比几笔赔偿、几起投诉大得多。

我们都该守住边界

说到底，这是一个边界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有它的边界。公共利益由国家代表，公权力为人民所用，维护市场秩序是国家的责任，群众参与监督是公民的担当，这些都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当打假成为生意，越界的是一种逻辑：它把公共的变成了私人的，把正义变成了价格。

对执法者来说，守住边界，就是守住公心：事实归事实，举报反映的违法行为，不论举报人是谁，该查的查；诉求归诉求，没有真实消费关系的索赔，依法不予受理；处罚基于事实，不影响安全、不致误导的瑕疵，责令改正，不因为投诉人会闹就要重罚；赔偿归法院，行政调解不是替人催款的渠道。

执法的尺度，应当由违法的危害程度决定，而不是由投诉人的“无赖程度”决定。

国家鼓励社会共治，鼓励的是正义，不是生意；更不能让做生意的人，拿公权力当本钱。

当国家对借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出手，有人便高喊正义受挫。但剥开职业打假人“正义”的面具时，大家便会发现：

那些还在为职业索赔鸣不平的，不过是生意人在捍卫自己的生意罢了。

来源：风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