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广播传遍亚洲，华南大地上的枪炮声骤然沉寂。对于中国军人而言，这是八年血战换来的时刻，对于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而言，还多了一层意义。他接到的命令中，赫然写着“接收香港”。

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其中明确划定：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投降。香港的位置，恰恰在北纬十六度以北，而日军占领香港的部队，长期隶属于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序列，作战上归中国战区广州作战区管辖。

这道命令在法理上没有任何含糊之处。蒋介石随即任命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命令张发奎麾下的新一军和第十三军向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集结。

张发奎接到命令后的反应，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自己对香港受降任务“特别感到兴奋”，因为香港在国人心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在他看来，盟军最高统帅部把香港划归中国接收，依据的是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愿望，理由“充分”。

新一军是刚从缅甸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在孙立人指挥下打过密支那、八莫，战斗力在国民党军中属于第一流。第十三军同样是中央军嫡系。这两支部队向宝安移动，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只要命令下达，跨过深圳河进入香港，在军事上不存在实质障碍。张发奎的部队已经压到了香港的门口。

英国人的反应比蒋介石预想的要快得多，也强硬得多。

英国政府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第一号受降令中关于香港的安排，给出的理由是“战区不能覆盖主权”。这个说法的逻辑是：受降令只规定了军事受降的归属，并没有解决香港的主权归属，因此英国有权派自己的军队去香港受降。

在英国的逻辑里，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主权属于英国，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英国只是暂时失去了控制，日本投降后英国理所当然要恢复行使主权。受降是恢复主权的第一步。

8月13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向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下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占香港的任务。海军少将夏悫率一支特遣舰队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出发，直扑香港。英国还从东南亚战区抽调了大约一个师的兵力配合行动。

夏悫的舰队行动极其迅速。8月29日晚，他的旗舰航空母舰“不屈号”已经驶入香港水域的担竿岛附近，从舰上可以望见香港的灯火。8月30日清晨，夏悫改乘巡洋舰“史维苏号”，在两艘驱逐舰和两艘潜水艇的护航下进入维多利亚港。

从日本宣布投降到英军进入维多利亚港，前后不过十五天。张发奎的部队还在宝安集结调整，英国人已经站到了香港的码头上。

蒋介石此刻面临的选择并不复杂，但足够残酷。

一方面，从军事角度看，张发奎完全有能力抢在英军之前进入香港。新一军和第十三军就在宝安，距离深圳河一线咫尺之遥。如果蒋介石下令部队即刻开进，英军那支从海路赶来的舰队，未必来得及在陆地上形成有效控制。

但蒋介石没有下这道命令，原因不在香港本身，而在蒋介石对全局的盘算。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华北、华东、东北大片沦陷区等待接收，而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在这些地区周围展开部署。蒋介石最紧迫的任务，是抢在中共之前控制尽可能多的地盘，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准备。

在这个盘算中，美国的态度是决定性的。1945年8月，杜鲁门政府已经明确站在英国一边。罗斯福时期美国曾倾向于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但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面对的欧洲局势完全不同：德国已经投降，苏联在东欧的扩张势头让美国需要英国的全力配合。在香港问题上得罪英国，不符合杜鲁门在欧洲的战略利益。

杜鲁门直接通知麦克阿瑟，要求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内划出去。麦克阿瑟照办了。

蒋介石在8月20日致杜鲁门的电报中，已经不再坚持由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受降，只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驻港日军向中国方面的军事代表投降，美英可派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后英国再派兵登陆。

杜鲁门连这个折中方案都没有接受，蒋介石最终做出的让步，远超他电报中提出的条件。8月23日，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转交给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一份电报，内容很简短：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他同意授权一位英国指挥官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同时指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参加受降仪式。

电报末尾，蒋介石加了一句话：“做出这些让步对我来说很困难，总统先生，我这样做是出于与你全面合作的强烈愿望。”

这句话读起来客气，实际上等于承认：在香港问题上，他选择了对美妥协，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8月30日英军进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夏悫以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成立军政府。从这一刻起，香港的管治权已经落到了英国人手里，受降仪式只是补一道手续。

9月16日下午，受降仪式在香港总督府举行。日军驻港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出席，向夏悫交出佩剑。中国方面派出的代表是潘华国少将，身份是“观察员”。美国、加拿大也派了观察员出席。

潘华国坐在观礼席上，看着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同时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这个安排是蒋介石在8月23日那份电报中同意的。夏悫“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投降，从程序上给蒋介石保留了一点面子，但实质内容谁都看得明白：香港的受降权、管治权、军事控制权，全部归了英国。中国军人没有在香港接受一兵一卒的投降。

张发奎的部队后来在广州接受了日军第二十三军的投降。田中久一作为华南日军最高指挥官，在广州向张发奎交出了佩剑。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写到香港受降这件事时，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平。他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

但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张发奎能做的，只是在回忆录里留下自己的态度。

香港受降问题在1945年8月就已经有了结局。张发奎大军压境的那几天，是收回香港最接近的一次机会。蒋介石在军事上并非没有能力，但在政治上选择了退让。

这个选择的代价，在此后四年里越来越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在美国欧洲战略中的配合程度。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是他整体对美依赖策略的一部分。

1949年，当解放军南下到深圳河边时，香港再次成为问题。但这一次，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暂时不动香港。这个决策与1945年蒋介石的妥协，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没有用军事力量进入香港，但背后的逻辑完全不同。

1945年的退让，是在已经部署好军队的情况下，因为外部压力而放弃；1949年的“暂不收回”，是在完全有能力收回的情况下，出于更长远的战略考量而主动做出的安排。

张发奎在宝安集结部队的那个夏天，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五十二年。他麾下的新一军后来在东北战场上消耗殆尽，第十三军也在内战中被打散。当年压到深圳河边的那些部队，最终没有跨过那条河。

香港的回归，等到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