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明清社会

的微观历史》

梳理地方社会文献脉络

解析明清基层微观历史

PART 01

内容简介

本书依托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富藏的地方文献，聚焦徽州文书和石仓文书，在 15 至 19 世纪的长时段内，通过解析以族谱、案卷、置产簿、文集、碑刻、会簿和账本为中心的多个案例，重点研究宗族组织对基层社会的复杂影响和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过程。本书注重勾勒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微观世界，进而在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功能、作用，及其演变轨迹，体现了微观史学的方法与特色。

本书属于《师说》系列。

PART 02

作者简介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和明清社会史，代表著作有《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曾主持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曾获香港中文大学青年学者论文奖（YSDA）以及上海图书奖。

PART 03

目录

序言 见微以知著 ｜1

第一章 族谱的早期源流——正德《重修汪氏家乘》｜13

第二章 诉讼案卷与社会竞争——万历《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40

第三章 田契与置产——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96

第四章 商业村落中的乡儒心态——嘉庆《磻溪纪事》与《澹斋文集》｜122

第五章 祠庙、碑刻与移民——乾嘉道时期的石仓碑刻 ｜177

第六章 祀神与借贷——道光《定光古佛寿诞会簿》｜217

第七章 家计中的身份认同——光绪《回闽路程》｜264

附录：史料选释 ｜294

参考文献 ｜331

PART 04

精彩书摘

族谱的早期源流

——正德《重修汪氏家乘》

（节选）

章毅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理学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绅阶层的扩大，地方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宗族化趋势，各类族谱文献也随之产生。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收录古籍最全面的目录，根据我们的统计，它所收录的明代族谱总量约计640种，其中近360种来自南直隶的徽州府，占比超过一半。这不仅反映了明代徽州宗族的发达状况，而且使徽州成为明代族谱研究的代表性区域之一。

学术界对明代徽州族谱的关注由来已久，除了以族谱为媒介进行宗族组织的研究之外，针对族谱本身，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或者注重从族谱中发掘珍稀史料，或者强调对族谱的编刻进行文献学研究，或者将族谱编纂本身看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注重讨论其社会功能。与官修的方志相比，族谱通常由私人主持编纂，因此具有更灵活的体例，但与文集等个性化作品相比，族谱需要反映以血缘或者“拟制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的历史，其创制空间又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族谱是编纂者与书写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深入的族谱研究需要在人物、社会与文本之间梳理繁杂线索、掌握动态平衡。

《中国古籍总目》所收录的约360种明代徽州族谱，大多数编纂于嘉靖时期之后，但也有少数编纂于16世纪初期乃至更早时期。它们继承了发端于元代后期的族谱编纂传统，也反映了从明初到明中叶徽州宗族发展的内在脉络，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正是其中的关键样本之一。该谱由明代中期婺源显宦汪奎（1432—1511）编纂，开头有“序”“卷首”和“凡例”，正文包含世系图34卷，末尾有“卷末”，首尾完整，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该谱刊刻于正德三年（1508），不仅本身刊刻时间较早，而且是以洪武三年（1370）婺源名儒汪叡编纂的《汪氏家乘》为底本增订重编而成的，在明代徽州族谱中初创最早，具有重要价值。

正德《重修汪氏家乘》的编纂者汪奎在序言中记述：“《汪氏家乘》，洪武庚戌我高祖贞一先生修辑之。由亲及疏，统宗毕具，于今四世矣。”以下引用简称弘治《徽州府志》。可知“高祖贞一先生”即明初徽州名儒汪叡，出自婺源大畈的吾（浯）溪村。

汪叡（1323—1401）年少习儒，“耕稼为养，乘间读书”。元末动乱中，他曾与其弟汪同一起组织义兵，维护地方秩序；入明之后，大部分时间均乡居不仕，但在洪武十七年（1384）至十九年（1386）间，曾应征至京师入东宫“辅导”太子，获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在任职期间，汪叡“敦实简靖”，“始终被礼遇”，清代官修《明史》将其列为明初知名师儒。不过根据我们的研究，因为易代之际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汪叡入明之后实则无意于仕进，转而长期退居婺源乡里，在地方事务如教育、宗族、赈济等方面投注了大量心力。以下引用简称弘治《新安文献志》《汪叡行状》。汪叡在洪武三年（1370）所写的《家乘序》中自称：“叡也才庸识浅，学问空疏，兼以病疾忧患，沉郁日久。同宗诸弟侄群请曰：‘兵燹之后，吾汪氏之谱谍罕在。其存而未泯者，尚编集之，以示来裔。’于是勉稽旧章，旁收远引。”编制谱牒正是其宗族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汪叡身后数代的历史颇为黯淡，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汪家曾因土地清丈、缴纳田粮的“图册”之事而被“罚役”。除了远戍岭海的长子，其余三子均因此壮年而殁。这个衰落期可能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汪叡曾孙汪宗煴（1407—1478）时，家庭情况才有所好转。据弘治时期的《汪宗煴墓表》记载：（宗煴）祖渊、父栌，皆隐居不仕……公（按： 指宗煴）生有至性，六岁丧母，九岁丧父，即哀慕如成人……然幼孱弱，群从父兄数侵之，公曲志奉承，不与之角，恒自道其茕茕孑立之苦，言与涕下，闻者感动，群从父兄卒善视之。贞一先生于六经诸史皆有著述，公朝夕讽诵，务究其旨义，将以嗣其宦业，而独任家政不能出也。公祖、父两世居鸿村。鸿村者，先垄在焉。公以其地非便，乃节缩浮费，返于浯村旧址，辟基考室，视昔有加。以下引用简称《汪宗煴墓表》。由《墓表》可知，汪宗煴的父亲是汪栌，祖父是汪叡次子汪渊（1347—1390）。汪渊“年四十四以进呈田亩图册，所司责缓，罚造京官第宅，殁于江宁”，卒时不过44岁，又据《墓表》所载，宗煴“九岁丧父”，即谓父亲汪栌卒于永乐十三年（1415）。根据相关信息推算，汪栌（1376？—1415）年寿亦不过40岁，两代人的衰微由此可见。甚至当时的汪家早已搬离了汪叡长期居住的“浯村”（亦称“浯溪”），而迁移到了“先垄”所在的“鸿村”。从《墓表》所记不难看出，“鸿村”的地理条件远不及浯村（“其地非便”），所以汪宗煴才致力于“返于旧址”，并通过“节缩浮费”，最终完成了回迁。

汪宗煴长子汪奎（1432—1511）是实现家庭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汪奎幼年即“负才器”，“方六岁”，父亲汪宗煴“即遣入县庠”，精心加以培养。汪奎也终于不负所望，于成化元年（1465）考中乙酉科应天府乡试，成为当年徽州府中试的13名举人之一，也是婺源县唯一的举人。成化二年（1466），汪奎又成功考取丙戌科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汪奎致仕前终官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无疑属于高级文官，因此《明武宗实录》在其卒时[“正德六年（1511）二月壬辰”]列有小传： 奎字文燦，徽州婺源县人，成化丙戌进士。授秀水县知县，升监察御史。丙午，以灾异上疏，言及宫闱，忤旨被挞，谪夔州府通判。弘治初，升叙州府同知、成都府知府，历陕西右参政、广东按察使、广西左布政使。辛酉，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有平苗功。未一年，言官劾奎老疾，遂致仕。至是卒……奎性简静，尚气节，不妄取与，居官以笃实从事，耻务奔兢，虽无时誉，其自守有足称者。清代官修《明史》也有汪奎的专传，所记除详细列举“灾异上疏”的内容外，其余信息均在《明实录》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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