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如果要追溯古老中华帝国“杖政”的源头，《尚书·舜典》里的四个字很值得重视：“鞭作官刑。”它前后的原文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已经勾勒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刑罚秩序：有针对严重犯罪的“五刑”，有作为宽宥手段的流放，有针对官府人员的鞭刑，有用于学校教育的扑刑，还有以金赎刑的制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鞭”，在这里没有被笼统地归入一般刑罚，而是被专门规定为“官刑”。

这就很有意思了。所谓“鞭作官刑”，传统解释一般认为，是以鞭挞作为惩治官府吏员过失的一种刑罚。大宋王朝的理学创始人朱熹后来解释得非常直白，说这是“官府之刑”，类似后世“鞭挞吏人”，也就是说，专门有一类身体处罚，用来治理官府中的胥吏和办事人员。

当然，《舜典》所记究竟能不能直接当作尧舜时代的真实制度，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证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先秦制度史，不能简单地把《尚书》中的叙述一概当作上古实录。但是，从中国政治文化史和刑罚观念史来看，这句话仍然非常重要。至少在先秦文献形成的时代，人们已经明确形成了一种观念：管理官员，不仅可以罢免、斥责、罚俸，还可以直接打他的身体。

我坚持认为，这其实就是后来中华帝国实施两千多年“杖政”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今天我们看官僚制度，很容易认为官员犯下错误首先是一种职务责任：失职了就处分，违法了就交司法机关。但是，在古代中国政治秩序中，官员首先还是君主权力体系中的臣属。臣下办事不力，意味着不仅违反制度，也意味着没有尽到臣子的义务。因此，国家对官员的惩戒便很容易具有一种家长式管理色彩：你不听话，我就打你。而“鞭作官刑”恰恰把这种关系制度化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舜典》同时又说“扑作教刑”。“鞭”与“扑”被分别配置到两个空间：一个是官府之地，一个是教育场所。官员犯过，以“鞭”惩之；学生不守教令，则以“扑”责之。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说明在先秦人的政治想象中，击打身体已经不仅是一种刑事处罚，还是一种治理技术。

官府可以打，学校也可以打。前者属于“官刑”，后者属于“教刑”。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后来中国社会极为熟悉的一整套逻辑：国家可以通过身体疼痛纠正官员，老师可以通过身体疼痛教育学生，父母也可以通过身体疼痛管教子弟。于是，鞭、扑、笞、杖之类的击打手段，逐渐游走在国家刑罚、行政处分、学校教育和家庭伦理之间。

这正是研究中华帝国“杖政”不能只盯着刑法条文的原因。如果只是写《中国刑罚史》，那么“鞭作官刑”可能只是五刑制度旁边的一条小小的材料。但是如果从“杖政史”来看，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把身体处罚和官僚治理联系在一起。

官员的身体，在这里成为国家行政秩序的一部分。事情办坏了，打；不守规矩，打；失于职守，也可以打。这种观念后来会不断变形。秦汉以后出现笞刑、杖刑；魏晋南北朝有针对官吏的杖责；隋唐以后，杖刑逐渐进入成熟的国家刑罚体系；到了明代，又发展出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廷杖。皇帝在午门前把言官、大臣按倒杖打，看起来距离《尚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数千年，但如果从权力结构来看，其中仍然可以看到某种古老的政治遗风乃至政治逻辑：臣子的身体，本身就是君主实施惩戒的对象。这也是“鞭作官刑”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打官员”传统，并不是到了明代廷杖才突然冒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暴君一时兴起的个人嗜好。至少在先秦政治观念中，“鞭”已经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治理官员的制度语言。

而且，《舜典》在讲完这些刑罚以后，紧接着又强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思是使用刑罚必须慎重、体恤。这又构成了中国古代刑罚政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两面性。

一方面，国家承认可以打。另一方面，国家又不断告诫自己不要乱打。于是，从先秦直到明清，中国政治史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张力：身体惩罚被认为是必要的治理手段，而“慎刑”、“恤刑”又被认为是理想政治的标志。

皇帝可以打臣子，但最好不要滥打；官府可以打百姓，但必须号称依法而打；老师可以责扑学生，却又要说这是为了教化。于是，“打”从来不只是暴力行为，它总要被包裹上一层道貌岸然的政治伦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书》里的“鞭作官刑”，完全可以看作中华帝国杖政史非常遥远的一块奠基石。

后世的廷杖、笞杖、责杖、鞭责，刑具和制度当然不断变化，但是有一个观念却延续了下来：国家不仅可以管理人的身份、财产和自由，也可以直接管理人的身体。而当这种身体治理首先被用于官府内部时，“板子政治”的种子，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悄悄地埋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