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新发现》杂志2019年第11期

科学外史（161）

徐光启的悲剧人生

江晓原

徐光启一直是传奇人物，他在明朝当大官，信天主教，译《几何原本》，编《农政全书》，修《崇祯历书》，今天魔都的繁华商圈之一徐家汇，就是因徐光启而得名。在常见的读物中，徐光启又几乎总是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连蒋介石都亲笔为他写过“科学导师”的题词（石碑现存徐光启博物馆）。

但徐光启，徐文定公，他的一生其实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历史悲剧。

徐家汇天主教堂南、南丹路上海天文台东侧的光启公园（徐光启墓）

久困场屋，一生痛苦

徐光启（1562～1633）出生时家境贫寒，当他去应乡试时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中秀才，开始了他漫长的科举之路，直到42岁那年，才算将这条做官报国的必由之路走完——这年他终于中了进士。科举之路持续了23年之久，也可谓“久困场屋”了。

明朝承平日久，士大夫生活优渥，许多知识分子空谈“心性之学”，不务实事，故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说，腐儒空谈无济于事。但徐光启属于当时另一批讲求“实学”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国热情，将他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各种他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到他进入仕途的时代，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几度“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过“冠带闲住”（褫夺权力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徐光启活了71岁，去世前两个月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也可以算“位极人臣”、“福寿双全”了。然而实际上，徐光启一生可以归结为一个“苦”字：贫苦、困苦、劳苦、愁苦、痛苦。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徐光启消瘦憔悴，眉目间流露出深沉的忧虑。

有人出于对徐光启的尊敬和推崇，将徐光启说成“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说他十分懂得灵活变通。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已知的历史文献，从客观效果来说也只会消解徐光启的崇高形象。徐光启一生悲情，年轻时苦学考试，中年做官后仍然忧患频仍。他想做的事情大都遭到各种阻挠，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直至辞世也未能见其完成，引进新式炮兵虽然成功了结果却又偏偏事与愿违……这样的悲情人生，恐怕不会有哪个被视为“精明”的上海人愿意过吧？

徐光启之练兵与造炮

考徐光启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计有五项：

一、引进推广番薯；二、编纂《农政全书》；三、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四、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五、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其中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者，在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和练兵造炮。如将这五项事功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并考虑到它们的历史作用，则会有大出今人预料的局面。

关于上述事功的前四项，已经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关于《崇祯历书》我还在本专栏中写过（2017年第2、第3期），兹不赘述。而练兵与造炮，实为徐光启一生悲剧的重要关节，值得深入关注。

徐光启长期为练兵与造炮两事投入极大精力，他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宜，并积极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还亲自拟定《选练条格》（士兵操典），亲自考核挑选了4655名士兵，开始操练。但因为朝廷官僚机构互相推诿牵掣，军饷器械都不给予充分支持，并不顾他“兵非选练决难战守”的正确意见，强行将他尚未完成训练的部队调往前线，终使他练兵的努力不了了之。此后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专家孙元化来实现。

孙元化是徐光启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曾参与《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自己也写过《泰西算要》《几何用法》《几何体论》《西学杂著》等作品，而他的《西法神机》两卷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洋火炮技术的专著。所以《明史》卷二四八说“元化者，故所号善西洋大砲者也”。

天启年间，孙元化协助袁崇焕驻守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孙元化为袁崇焕设重炮11门，痛击后金军，努尔哈赤兵败重伤而死，史称“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硝烟弥漫的1626年，是徐光启“炮兵救国”理想最接近梦想成真的时刻。根据科学技术史专家的研究，当时孙元化统帅着远东地区最先进、最优秀的炮兵部队，当然也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徐光启等人千辛万苦，甚至动用自己的俸禄，引进欧洲新式炮兵技术，包括铸造、操作，乃至引进外籍炮兵军官，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孙元化麾下的新式炮兵部队。和中国旧有的炮兵相比，新式炮兵不仅大炮铸造更为精良，而且具备了弹道学原理指导下的瞄准技术。

附带说一句，当时因为朝廷军费不足，而新式火炮的作用又非常明显，所以曾有不少明朝官员捐资捐俸帮助造炮，连当时还效忠明朝的吴三桂也曾加入捐资造炮的行列。

“红夷大炮”

“炮兵救国”之事与愿违

孙元化于崇祯三年（1630年）升任登莱巡抚——这是当时明朝专为从海上支持辽东战场而设立的特殊职务，级别高达巡抚，实际辖境仅包括原山东巡抚下辖的登州、莱州二府。孙元化正准备大展宏图，却不料次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吴桥兵变”残酷改写了历史。

当时孙元化命属下孔有德部增援大凌河（今辽宁锦县），行至吴桥，因部队给养不足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孔有德部哗变，连续攻陷城池，兵锋指向登州。崇祯五年（1632年）初攻陷登州，孙元化自杀未遂，被俘，城中葡萄牙籍炮兵军官死伤数十人。后孔有德“念旧”释放了孙元化。

半年后叛军兵败，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后金，上表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喜出望外，出城十里迎接叛军。这支被徐光启寄托了救国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队，从此反过来成为刺向大明王朝的利刃。

历史有时是非常戏剧性的——明清之际最著名的一批汉奸，如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部下。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统帅的新式炮兵在侵略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这些叛将才得以“成长”为大汉奸。

最终孙元化因部下叛变降敌，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明史》卷二四八载：“贼纵元化还，诏逮之。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不得也；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卒不得，同张焘弃市。”徐光启没能救下孙元化，他练兵造炮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孙元化被处死的次年，徐光启在忧愤中病逝。1634年《崇祯历书》修撰完成，仅仅又过了10年，李自成叛军和清军先后攻入北京，大明王朝土崩瓦解（1644年）。此时徐光启曾寄以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队，已经成为大举入侵中原的满洲军队的精锐，反而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而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在1645年被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由清朝政府颁行天下，成为新朝“乾坤再造”的象征。

此情此景，若徐光启泉下有知，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