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兴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1926年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第一张革命根据地货币开始，我党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7种币材的货币。

在这些货币中，有三种特殊面额的纸币值得我们关注，即25元面额的北海银行（胶东）券、250元面额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及250元面额的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

一般来说，纸币面额的设计主要为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用尽可能少的纸币数量组合出任意金额，以简化交易时的计算；二是降低货币的印制与发行成本。在十进制体系下，1元、10元、100元等面额是基础，由于人们习惯以“5”为单位计数，5元、50元等面额也被广泛采用，便于快速计算出总金额。此外，多数货币体系还引入2元或20元面额，以确保10元或100元以内的任何金额均能以不超过三张纸币完成支付，从而进一步提升交易的便捷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5元、250元面额的纸币呢？这背后的成因、政策考量与实际流通效果，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

中国红色货币的发行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

最早的特殊面额货币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即光华商店发行的7角5分“光华券”。这一特殊面额货币的产生，源于当时辅币严重短缺，同时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格限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边区以法币作为本位币，但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均是“元”以上的整币，给边区日常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找零问题，边区开始发行票面为5角、2角、1角、5分、2分和7角5分的“光华券”共6种，作为辅币。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根据地的红色金融机构自主性显著增强，所发行货币逐渐成为根据地的本位币。这一时期货币面额的设计，大多已采用常见的1、2、5、10系列面额，但其中仍出现了三种特殊面额的纸币，成为红色货币发展历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1945年北海银行发行的25元面额的北海银行（胶东）券。1938年12月，北海银行正式营业，并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辅币，与法币等值流通，并随时可兑换法币。首批发行的北海币是1角、2角、5角、1元等小面额纸币。1940年10月，北海银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银行，是全省的金融调剂机关，并在鲁中区设立总行。1941年，北海银行总行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印钞厂，并开始印制发行带有“山东”地名字样的北海币。1944年，胶东北海银行制版厂在牟海县冯家乡马家庄成立,1945年发行了25元面额的北海银行（胶东）券。

二是1945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250元面额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代价券，作为法币辅币。1941年1月，边区政府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并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1944年7月，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边区入超严重的经济局面，为稳定边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决定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逐步收回原有边币。这一举措旨在使新货币的票面价值既高于法币，又能维持边区金融和物价的稳定。1944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除了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这些常规面额外，还有一张250元面额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三是1948年东北银行发行的250元面额的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1945年末，东北银行在沈阳成立，同时发行东北银行法币，先后发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三种面额的钞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大量印制钞票，东北银行决定停印东北银行法币，开始发行地方流通券，当时发行的面额有1元、5元、10元、100元。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扩大和经济的复苏，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东北银行奉命于1947年11月增发新500元券两种，与旧500元券同时流通。1948年又发行了1000元、5000元，以及250元面额的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以适应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需求。除抗日战争初期发行的7角5分“光华券”有明确的发行思路记载外，其余三种特殊面额的红色货币，在现有研究中均缺乏对其发行思路的系统说明。

结合红色货币发行的历史与目标，可推断这些特殊面额货币的发行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控制通货膨胀。众所周知，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然而在战争年代，为突破敌人的经济金融封锁、支援前线作战并保障根据地财政支出，货币超发的情况很难避免。为解决这一矛盾，控制新发行货币的面额成为一项重要手段，有助于减少货币发行量，从而抑制通货膨胀。二是为方便货币流通结算。纸币面额的设计需兼顾结算便利。北海银行于1945年增发25元面额的流通券，其背后应有在货币发行量与面额快速扩张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结算效率的考虑。三是出于货币斗争或反假币的实际需要。红色金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处于敌人的围堵与封锁之中，货币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红色金融机构开始有意识地印制一些特殊面额的流通券，通过打破常规面额设计规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伪反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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