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昨天文章的话题往下聊一聊。

今年2月，《求是》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

文章开宗明义：目前的低物价已经不利于经济良性循环，不利于社会稳定，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定调之后，动作密集落地。

年初，低价机票以“反内卷”名义被叫停，多地公交地铁票价上调，高铁部分线路公布票价上涨。

3月起，居民用气价格陆续上调，水价和污水处理费同步调整。

入夏后，部分省份峰谷电价差进一步拉大。

到了6月，电商平台的百亿补贴被逐字审查，外卖平台被要求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从出行到居家，从公用事业到平台经济，方向是一致的。

方向明确了，那路径呢？

文章提出了应对措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赤字、降准降息、稳定房地产、优化供给。

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特征：几乎全部围绕供给端和宏观调控层面展开。

不是说这些措施不重要。

但它们和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之间，隔着太长的传导链条。

扩大赤字要经过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工程开工、招工、发薪，每一环都有损耗。

降准降息要经过银行信贷审批、企业借款意愿、企业扩张决策——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降息未必能有效刺激借贷。

它们见效太慢。

这些措施的共同逻辑是：从供给端发力，然后等待好处一层层渗透到居民端。

而渗透的过程，就是损耗的过程。

这里有一个核心选择题：补贴生产端，还是补贴消费端？

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供给不足的阶段，因此形成了补贴企业、刺激生产的路径依赖。

即便是“家电下乡”这类看似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政策，核心操作也仍然是围绕企业目录和退税展开的。

政策善意习惯性地停留在企业这一层，然后期待企业能将这份“雨露”传递给员工和消费者。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供给不足，是消费不足。

工具还是那套工具，问题已经换了。

最近给电商促销降温、给外卖补贴踩刹车，本质上也是在供给端做文章。

初衷是希望价格回升，让企业有利润，然后理论上企业可以给员工涨工资，员工涨了工资就有消费能力，循环就此打破。

但这个传导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时间差。

价格涨了，消费者马上就能感受到。外卖贵了五块，今晚就少点一单。

但企业会不会涨工资？会不会先用于还债、先给股东分红、先留作利润？从价格回到工资，这个传导既没有机制保障，也没有时间表。

第二个是错位。

消费者和劳动者是同一批人。当价格涨了但工资还没涨，这个群体的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

用压缩消费端来等待供给端的改善，逻辑上跑得通，但顺序上会让处于最紧平衡状态的人先承受压力。

5月社零转负至-0.6%，核心CPI回落到1.1%，消费者已经在用行动说话了。

那么有没有另一条路？

或许可能大概好像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严格执行劳动法，有效降低工作时间，切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核心逻辑是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减少，他们就有更多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是消费的前提。

一个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的人，没有时间花钱，也没有心情花钱。

他去拼好饭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累到不想做饭。

当劳动者有了休息时间，消费场景就会自然增加。

另一方面，当劳动力价格提高——无论是通过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还是通过严格执法让加班和拖欠工资的成本上升——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上升。

这会从供给端推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但区别在于，劳动者的收入在价格上升之前或者同步上升，他们不是被涨价挤压，而是用更高的收入去匹配更高的价格。

顺序对了，循环的方向才对。

从宏观上看，工资上升推高成本，成本推高价格，价格上升让企业有更健康的利润空间，利润空间支撑工资继续上升——这才是正向通胀螺旋，而不是靠堵住降价来被动托价。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有。

一部分利润率极低、长期依赖低人力成本维持的企业会出清。

但这些企业本质上不是在靠经营能力生存，而是在靠劳动力价格洼地生存。

这种模式在今天这个阶段，能提供的就业质量和收入增长空间已经很有限了。

与其让它们继续压着工资底线运转，不如让劳动力流向更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和行业。

守住个体的工作边界——谁不尊重劳动法，那就用法律手段让其付出代价。

这不是干预市场，是推动人价合理回升。

劳动力的价格应该反映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被系统性地压低以补贴另一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条路径没有被选择？

因为它需要动的是存量的利益分配格局。

补贴企业，受益方集中，效果可见，执行路径成熟。

补贴劳动者，不管是提高最低工资，还是直接减税，还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受益方分散，阻力分散，短期效果不如修一条路立竿见影。

在过去供给不足的时代，补贴企业能迅速转化为产能，产能就是政绩。

现在需要补贴消费端的时候，工具箱里缺趁手的东西，

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干，是因为过去的成功养成了惯性，而惯性不太容易改变。

政策工具箱里直接触达居民的手段并不多。

发钱有争议，减税有门槛，提高最低工资要考虑企业承受力。

但“堵住企业让利消费者的口子”这件事做起来却异常顺手——不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不需要触碰劳动执法难题，只需要一纸文件。

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条路，而阻力最小的路，往往通向最没有议价权的群体。

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这个目标本身没有错。

但路径选择决定了谁先承担代价，谁先获得收益。

现在的路径，是消费者先承担了价格上升的压力，然后等企业利润修复后“期待”工资跟上来。

另一条路径，是先把劳动者的工资托上来，用收入增长来拉动消费、推高价格、形成良性循环。

两条路的终点可能一样，但沿途冷暖完全不同。

最根本的命题还是收入。

反内卷也好，稳价也罢，任何不触及劳动力价格修复的措施，本质上都只是在调整价格信号的表面，没有改变分配的结构。

而分配这件事，靠堵住降价是解决不了的。

它需要的是让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就拿到更多。

这比约谈平台、审查补贴、叫停低价机票都更难。

但难的事情绕不过去。

全文完，感谢阅读，既然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不错，请点赞转发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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