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门阵是厌胜之术中的一种。

厌胜之术，简单来说，是一种源于中国古代的巫术，核心在于“压制”。它通过使用特定物品，如木偶、符咒、钱币等作为媒介，来达到驱邪、镇宅或诅咒害人的目的。

厌胜之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起因是宠臣江充为陷害太子刘据，趁机在宫中大搞“巫蛊”搜查，并诬陷太子在宫中埋设木偶诅咒皇帝。太子刘据恐惧无法自证清白，遂矫诏捕杀江充并起兵自卫，被武帝误认为谋反，最终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亦自尽，数万人牵连致死。事后武帝醒悟此为冤案，虽夷灭江充三族，但这场因巫术引发的权力斗争彻底动摇了西汉国本。

正因为厌胜之术能对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历代统治者都对它深恶痛绝，并在法律中予以严惩。从唐代起，《唐律疏议》中就明确规定，对施行“厌魅”之术欲以杀人者，要以谋杀罪论处。到了清代，这种行为更是被列入“十恶”重罪之中。

但在战争中，厌胜之术成为一种制敌手段。

万历年间，明军在平亳州之役中，土司杨应龙在明军的作战中，率先使用阴门阵，他令妇人裸体执箕，以厌胜之术对抗官军火炮，官军则用黑狗血破解。

后面这种记载开始变多，崇祯十四年，宋一鹤因为边才被杨嗣昌重用，担任巡抚湖广巡抚，参与平定农民军。崇祯十四年，农民军在在攻打红石寨时，使用了阴门阵，用裸女在阵前叫骂。在当时的观念中，男性属“阳”，因此被视为破阵的最佳人选，官军遂以裸男破之。

十四年四月，红石寨千总胡雄同寨民御贼。贼用阴门阵，使妇女裸噪而前，寨出男子裸而骂之。贼用大砲攻击寨，以汗衣狗血厌之，砲即返击。寨民用砲取雄鸡祭奠，发无不中。贼攻高家寨，红旗赤马，使三女祼秽红衣炮，寨主亦用男子裸而骂之，遂破彼阵。贼攻德安伏水港，寨民潘尚卿取妇女血衣向贼，口言“将军请退”，其三砲皆碎。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三。

到了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时，阴门阵再次出现。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遂使用阴门阵。郑廉当时被掳入农民军中，他对此记载

时贼围开封，攻甚急，守亦甚严，虽张、许之守睢阳不如也。砲石如雨，中辄糜烂。贼患之，乃驱众妇人裸而立于城下以厌之，谓之“阴门阵”。城上之砲皆倒泄而不鸣。城中将吏乃急命诸军裸立而燃砲，谓之“阳门阵”以破之。贼之砲石亦倒泄而不鸣。 郑廉:《豫变纪略》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而另一位在开封城内负责守城的明朝官员李光壂记载：

崇祯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贼用阴门阵，城上以阳门阵攻之，多备锹橛，每日就贼掘处，城上分中掘透。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马，城上点大砲悉倒泄。城上令僧人祼立女墙叫骂，贼砲亦倒泄。每社预出锹橛五百件，铁索水桶百余件，照贼剜处，计某时起，约一日半，十八时方至城墙中，城上分中掘透，其孔以砖石长枪击剌，贼不能存。后贼不剜直穴，更旁剜小穴以避之。 李光壂：《守汴日记》卷一

阴门阵是厌胜之术在战争中的极端变体，其核心逻辑是将女性身体武器化——不是凭借武力，而是借助“污秽”的象征力量。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女性属阴，裸体属秽，二者叠加便可压制“阳”。明末频繁出现的阴门阵，映射出军事理性的崩溃：当火炮、城墙与战术已无法决定胜负，双方退回到最原始的巫术思维，以裸露的身体作为最后的赌注。这并非简单的愚昧，而是一种绝望的制度化——把绝望转化为仪式，再把仪式分配给女性。

正月初一，一年最冷的时节。那些被“驱”至城下的妇人，以裸体承受双重凌冽——天气的，与目光的。她们是谁？郑廉只说“众妇人”，李光壂只记“妇人”。无籍贯，无姓名，无来处。是被掳的民女，营中的眷属，还是沿途的俘虏？

戴笠在《流寇长编》中记载，农民军在围攻六安、舒城、汴州等地时，“掠民间妇女数千，裸之，詈于城下。”也就是说，这些妇女都是被掳来的。

在厌胜术的逻辑里，她们只需是“阴”，是“秽”，是足以让敌方火炮失效的符号。至于谁的身体承载这个符号，无关紧要。

“赤身”二字，背负着难以言尽的苦难。她们是否颤抖，是否哭泣，是否在砲石的呼啸声中失禁？史书给予她们的动作是“叫骂”，却无人记载骂的是什么——是诅咒敌军，是哀求城上，还是单纯的恐惧嘶喊？历史只截取它需要的那一部分。

历史留下了“阳门阵”破阵有功的记载，却从不追问阴门阵中那些妇人的下落。她们是否死于砲石？是否在破阵后被弃于濠沟？是否因“污秽”的标记而遭己方嫌弃？无人记录。工具使用完毕，便不再需要存在。她们被驱至阵前，成为阴阳交战的祭品，而祭品从不被询问是否愿意献祭。

事实上，那些被用作阴门阵的女性，很难有存活下来的机会。彭孙贻在《流寇志》里记载崇祯九年农民军攻克滁州对女性的暴行：“尽断其头环向堞,植其跗而露其私,以厌诸炮。”“植其跗”就是钉住脚掌固定人身之意。也就是说，在将女性杀掉，然后将其头砍掉，然后露私，以达到让敌方炮火失效的目的。在这其中，女性的物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至于女性本身的命运，在权力掌控者看来，无足轻重。

最终，历史记住了砲石的失效，记住了“阳门阵”的破解之功，却从未记住她们的名字。她们只是“众妇人”——是阴门阵的“门”本身：一扇被暴力推开、又被暴力关闭的门。门后空无一物。

在明末的叙事中，阴门阵似乎总能奏效——至少暂时奏效，直到对方以“阳”破“阴”。然而两百年后，当义和团中的‘红灯照’试图以同样的逻辑对抗洋人炮火时，等待她们的只有惨败。不是因为没有僧人裸立城头，而是因为殖民暴力根本不承认这套阴阳语法。洋人的炮火绕过了象征博弈，直接将女性身体从厌胜工具降为炮灰。从阴门阵到红灯照，变的只是对手，不变的是女性始终被驱至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