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经济陷困，加上政府贪污与扩军争议，社会动荡加剧。当地华裔忧虑治安恶化与民粹升温，恐再次沦为经济危机下的代罪羔羊。”

▲ 1998排华暴动暴徒趁火打劫商家：华裔成首当其冲目标

原文标题：排华会否卷土重来？ 华裔担忧民粹升温

作者：黄诩

从遍布印度尼西亚全国的蜜雪冰城，到协助提炼镍矿的中资企业，再到雅万高铁，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从民间到官方的合作表面上看空前紧密；然而，在繁华的表象下，近年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却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针对华裔的暴力事件会卷土重来。

这种不安的来源，除了是因为1965年「9·30」大屠杀及1998年排华暴动至今未获平反外，更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大量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回去当所谓的地痞流氓。他们以收取保护费及骚扰商家维生，而华裔则成为了他们下手的目标对象。

今年9月，印度尼西亚莫罗瓦利县的托波加罗村之中，一名中资企业中国籍员工曹先生（Cao Xinsheng）在制止公司财产被盗时遇害。案发当晚，两名嫌疑人试图盗窃废弃金属，曹先生在阻拦期间遭铁棍及其他钝器殴打，不幸身亡。

去年6月，该县一家中资企业仓库也发生了相似事件。60岁的中国籍员工王先生在制止盗窃铜材时遇害。据警方通报，王先生被犯人以钝器袭击，被多刀连续刺杀。

莫罗瓦利地区聚集了大量中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成为了盗窃首选目标。这些事件虽并非种族暴力事件，但鉴于印度尼西亚最近一年不断爆发大规模动荡，让当地华裔担忧治安进一步失序，并在民粹推波助澜下，让华裔再次成为经济问题的代罪羔羊。

从2018年到今年期间，印度尼西亚中产阶层大幅萎缩。

虽然官方给出的就业数字亮丽，失业率不高，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从几十年前开始就采用了特殊的统计方式，把很多没有合同、收入不稳定的「非正式劳工」也归类为非失业人口，而印度尼西亚的非正式劳工人口高达约60%，其中当然有大量如外送员那样的零工，但也有为数不少是地痞流氓。这些地痞流氓严格上来说不算失业，但活动多限于以各种名义提供服务并征收费用，背后都是千丝万缕的地方裙带关系。这些灰色活动在经济压力下更为猖獗，致使军政背书的暴力渗透日常生活，一般民众及华裔感觉自己是经济不佳时的被攻击对象。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波沃上任一年来，无法有效继承前朝的经济遗产，在财赤严重下，约1/4的地方医疗、教育等福利投入被砍，增值税也提高了1%以及开征了中小微型企业税、强制性汽车保险等9项新税。城市青年及底层不少只能打零工度日，沦为就业条件不稳的「蒲公英族」（生活不稳定、无就业保障阶层）。

同时，曾位居军方权力顶层的普拉波沃急速扩军，将国防部开支预算从初期分配额增加近50%至152亿美元（约1078亿元人民币），明年将进一步增至220亿，不但在国内引起了利益输送的争议，更被《卫报》指出是正在复辟独裁时期军队在军政两个领域同时担任「双重职能」（dwifungsi）的高压统治制度，是人权倒退的重要信号。

不可否认的是，普拉波沃政府不断爆发贪污丑闻，学生示威频繁升级。今年3月，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子公司被曝光涉案总值约117亿美元的贪污案。8月，人力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被揭在上任仅两个月就收受了18万美元贿赂以及豪车，3年内个人资产暴增两倍。

从今年初开始，印度尼西亚已先后爆发了「黑暗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Gelap）以及「反对军队修订案」（Tolak Revisi UUTNI）等大型学生及群众示威，年轻网民更发起了「先逃为妙」（Kabur Aja Dulu）的出国移居运动，反映对政府贪污等问题的严重不满。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华裔响应了这一运动，也是反映了他们的恐惧情绪。

面对投资放缓、工业活动疫情后未完全复苏、关税贸易战等压力，印度尼西亚就业市场形势紧张，导致印度尼西亚青年的就业信心比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低很多。据官方统计，18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的3倍以上，达到了逾16%。而在1,800多万就职青年中，逾45%或830多万的青年都是上述的非正式劳工，其中500万人更是「没有受薪」，仅是名义上没有失业。实际上，现时印度尼西亚失业率的数据很多都没有公布，如今年1月的月裁员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逾32%以后，当局2月开始便暂停了公开相关统计。

然而，即便普拉波沃政府的确是正在面对军方扩权、贪污腐败等一系列丑闻，但是其经济问题早于前总统佐科威的第二任期的疫情期间已经显露了势头。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维哈贾布（Maria Monica Wihardja）及前印度尼西亚财长巴斯里（Muhamad Chatib Basri）的研究指出，从汽车注册数据可见，印度尼西亚民众至今不仅未能回复至疫情前的消费能力，该国存款低于一亿印度尼西亚盾（约42,638元人民币）账户的每月储蓄增长率亦从8.5%下降至5%，显示中产阶层正在萎缩。

就业方面，佐科威第一任期中成功创造了大量正式劳工的就业岗位，纯增长1,000多万，而非正式劳工的则增长了约200多万，可是，在他的第二任期中，正式劳工的就业岗位仅增加了400多万，而非正式劳工的则增加了逾900万，说明了就业条件恶化的问题早于疫情时期便已经开始。

普拉波沃政府虽然维持了佐科威时代的高增长率，但主要都是依靠政府开支和财务管理技巧（今年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分别在1月、5月、7月3次减息），难以持续，考虑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出口及国际投资也正在放缓，深层经济危机不断发酵。印度尼西亚现时的财政储备高达千多亿美元，不至于发生像1998年危机那样的混乱，但是在军方权力回朝等明显社会倒退下，当地华裔的担忧不无道理。

本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25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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