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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鲁西南已经有些凉了，朱楼村口那条路上还是有人举着手机，等他推门出来。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去年十一月刚打赢一场官司，被告当庭被收押，事后他跟人说了句，现在没人踹门了，我满意。

那份满意只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个十月，他又开始整理材料了，这回手里攒的不是判决书，是举报记录和一沓聊天截图。

有个数字最能说明落差，今年七月三十一天，他跑了二十七场，从枣庄到潍坊三百多公里，当天去当天回。

那阵子他的日程本一直排到明年一月，签了字的合同摞起来五十多场，排期表看着像要再火一把。

十月中旬他坐在镜头前，说了句让人心里发沉的话，现在接的非常非常少，一个月只剩六七场。

六七场是什么概念，按他自己算的账，扣掉分成和税，一场到手五万上下，一个月三十来万。

早几年他一个月最少二十多场，连轴转停不下来，如今六七场，等于把收入砍掉了三分之二。

比钱更难受的是那种落空，有一回他拎着包上了高铁，演出服就装在包里，车刚开动，电话来了。

那头的主办方说得很客气，也不绕弯，说眼下舆情压力太大，担不起，这场就算了吧，票卖了也只能退。

他坐在座位上半天没吭声，把包又塞回了行李架，这种事今年遇上不止一次，合同签了，定金收了，说黄就黄。

国庆前后的山东像塌了一片天，济宁一家超市的开业庆典没了，东营一个商场的三周年也没了。

章丘的没了，邹城的也没了，青岛崂山海边那场酒吧演出同样黄了，一个省数下来接近十场。

泰安那场最扎心，舞台搭好，灯也亮了，观众拿着票进了场，工作人员登台说了几句，说手续没批完，今天演不了。

一个庄稼人靠嗓子吃饭，被拦在后台，看着台下的人慢慢散掉，那滋味外人很难替他体会。

他自己讲得很直，那些举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没有旧怨，也谈不上什么经济往来。

理由只有一条，见不得别人好，只要打听到他在哪儿登台，就有人往他头上扣那四个字，“劣迹艺人”。

这四个字有多沉，主办方一听就腿软，签好的合同能撕，票卖出去也只能一张张退。

蹊跷的地方就在这儿，翻遍公开的消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正式认定过他是“劣迹艺人”，那顶帽子是自己长出来的。

帽子一戴上，生意就断了，主办方不是法官，没义务等调查结果，他们只算一笔账。

万一真出事，场地费谁出，宣传物料谁赔，退票的钱谁认，算完这笔账，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打电话退单。

这些举报也不是零散的，早几年网上就冒出七八个专门盯他的群，群里的人每天凑一起编段子，改他的照片。

后来做熟了，谁先打第一个电话，谁去评论区留言，谁把话术复制到别处，分工清楚得像一支队伍。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带头的几个就靠这个挣流量，直播间一开，打赏就刷进来。

骂得越凶，围的人越多，做完一场，下一个人接着来，反正成本压在别人身上。

一通电话花几个钱，几毛，甚至不要钱，可它能让十几场演出消失，能抹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

这笔账他会算，可他更在意的其实是另一样东西，前几年那批人进过法院，还给他写过保证书。

纸上写得清清楚楚，保证不再捣乱，签了名，按了手印。

保证书还在抽屉里，人已经换了打法，不骂了，改成举报，骂人要担责任，举报不用。

这也是他这回不肯松口的原因，道歉他去年就收过一次，收完发现不管用，隔一年又卷土重来。

他跟人撂了句话，这回不接受道歉，材料攒齐了，举报记录，群聊截图，时间线，还有愿意出面作证的主办方。

去年那场官司他赢得并不轻松，事要从2020年4月说起，一个姓孙的女人跟他素不相识，却盯上了他。

四年时间里她剪了几百条视频，把他的脸换到别人身上，配上编出来的话，连刚满月的孙子都骂了进去。

他自己是2023年才看见的，从一个朋友转来的视频里，看完半天没说话，转头去找了律师。

那次他走的是刑事自诉，见了谁都说不要调解，2025年2月开庭那天，被告一个人来的，没请律师。

庭上她道了好几次歉，话说得挺软，可那些视频挂在那儿四年，不是几句对不起能擦掉的。

当年11月一审宣判，侮辱罪判六个月，诽谤罪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人当庭被收押。

他后来说了句土话，忍得了骂我，忍不了骂我家里人，这话不漂亮，可比很多漂亮话都实在。

今年这批人和去年那个不是一路，去年是一个人对着屏幕发狠，今年是一群人对着电话使劲。

目标也换了，过去是想把他名声搞臭，现在是想让他没饭吃，名声臭了还能下地，饭碗砸了，一家人怎么办。

有人替他算过一笔账，他这些年其实没涨过价，2015年定下10万块唱3首歌，一直用到现在。

最火那几年，外面传他一场能拿到二十四五万，一年跑两百三十场，他也没把价往上抬一分。

直播带货最疯那两年，有商家捧着三千万上门，他回绝了，理由简单得让人意外，说不了解那产品，不敢卖。

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卖，这话搁在今天一堆网红里近乎傻气，可他认这个理，认了十几年。

今年春天一个方言梗把他重新推到台前，年轻人学他说话，拿他做表情包，音乐节也来请他。

四五月的舞台底下全是二十来岁的脸，有人举着旗子喊他大将军，他站在灯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五月那阵子他五天跑了五个城市，从青岛到曲阜再到德州，商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保安拉都拉不住。

红到这个份上，麻烦跟着涨，知道他行程的人更多了，举报的电话也就打得更准。

我一直觉得，这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黑粉有多坏，而是坏可以这么便宜。

编一条谣言要费脑子，要担坐牢的风险，可打一个举报电话，躲在暗处连名字都不用留。

规矩本来是用来保护人的，如今成了勒人的绳子，谁会用，谁就能让一个清白的人寸步难行。

他今年五十六岁，还住在朱楼村，种着几亩地，六月麦收的时候，一车麦子卖了4044块。

钱到手那天他站在车边笑，那个笑比在台上唱完一首歌还松快。

一个卖四千块麦子也高兴的人，被逼着去学取证，学立案，学怎么跟律师一条条对时间线，这事本身就荒唐。

他说过自己就喜欢当农民，不喜欢那个外号，可外号带来的风雨，他躲了十五年也没躲开。

这回他把话撂在了明面上，谁让他没饭吃，他也让对方不好过，这不算狠，是老实人被堵到墙角的反应。

一个电话该不该被管住，眼下还没有答案，但有件事已经清楚了，他不想再忍到下一个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