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80年9月16日清晨，广西贵县庆丰供销社棉胎工场，七名从桂平来加工棉胎的工人吃过早粥后相继腹痛呕吐，三人没能救回来。工场大门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米缸里的米验过也没毒，毒到底从哪来，成了当天最急的问题。
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在于，投毒的门槛并不高。一个工场，几十号人吃住在一起，锅灶就摆在大家眼皮底下，谁靠近过粥锅、谁说了什么话，平时没人特意记。等到出了事，这些零碎的记忆才被一件件翻出来。陈耀斌能在清晨动手，靠的正是这种熟人环境里的松懈。反过来，破案靠的也是熟人环境，谁起得迟、谁没吃粥、谁说了假话，身边人都能对上。
六十克砒霜不是一个随手能藏住的量。他买的时候给了治湿疹的说法，家里人知道有剩余，这条线索在案发后成了关键。如果这些东西买来就没了踪影，或者家里人说不清剩下多少，物证这一环不会这么紧。买毒的理由听起来平常，平常到足以让周围人不追问。真正要命的是，这个理由后来被他自己用来掩盖另一件事。三个人没再醒来。陈耀华与陈耀斌之间的宅基地和婚事积怨，最终由全组人来承担后果。这种报复的逻辑里没有精确的目标，粥锅前站着谁，谁就倒霉。三十四小时破案，靠的是封闭现场把范围压小，靠的是群众把看见的异常说出来，靠的是物证把口供钉死。三样缺一样，案子都不会走得这么顺。
工场后来怎么样，材料里没再提。能确定的是，那天清晨的粥锅旁站过什么人，有人看见了，也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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