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春，京城安亲王府内，66岁的岳乐已经病重。这个曾在湖南战场上统领清军、为康熙平定三藩立下大功的宗室亲王，临终前并没有等来显赫的封赏。

岳乐死后，康熙只给了一个“和”的谥号，礼遇远不如其功劳。第二年，朝廷又以旧案为由，削去他的亲王爵，降为郡王。对于一位战功卓著、辈分尊贵的宗室重臣而言，这个结局着实反常。

岳乐并非普通王公。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阿巴泰之子，按辈分算，是康熙的堂伯父。清初宗室人才凋零之后，老一代将领相继离世，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王公越来越少，岳乐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1644年清军入关后，岳乐开始随军征战。后来，他跟随肃亲王豪格进入四川，参与围剿张献忠部。张献忠于1647年在西充凤凰山一带被清军击杀，岳乐在这场战事中积累了声望。此后，他又多次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兵，逐渐成为宗室将领中的骨干。

爵位的提升，也反映了他的地位变化。顺治六年，岳乐被封为多罗贝勒；顺治八年，晋为多罗郡王；顺治十四年，正式晋封和硕安亲王。那时的岳乐，不仅能领兵，也开始参与朝廷政务。

顺治亲政以后，曾让岳乐掌管工部，并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岳乐支持停止扩大圈地，主张让百姓恢复耕作，还赞成任用汉族官员处理政务。这些措施未必能彻底改变清初的制度矛盾，却说明他并不是只懂骑射征战的武将。

有意思的是，岳乐所处的位置很特殊。他既是皇室成员，又是顺治晚年倚重的重臣；既能领兵打仗，又能参与军国决策。顺治帝去世时，岳乐与康亲王杰书率领诸王大臣拥立玄烨继位。康熙能够顺利登基，岳乐确实发挥了作用。

康熙八年，鳌拜集团被清除。岳乐与杰书等人奉命审定鳌拜罪状，列出三十款罪名，并处理相关势力。此时的岳乐，既是康熙的长辈，也是朝廷可以借重的宗室力量。

真正改变二人关系的，是三藩之乱。

1673年，吴三桂起兵，战火迅速蔓延。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朝廷任命年近五十的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率大军进攻湖南。岳乐没有急于冒进，而是稳步推进，先控制要地，再压缩叛军空间。

经过数年作战，清军攻克长沙，湖南局势逐步稳定。康熙在诏书中称赞岳乐“亲历百战，历暑逾寒”，并肯定他安抚地方、招降纳叛的做法。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岳乐确实是清军方面最重要的统帅之一。

可是，功劳越大，皇帝的戒心往往也越重。

1680年，岳乐回到京城。此后一年多，他没有被安排重要实职，也没有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的核心位置。按常理说，刚刚立下大功的统帅应当受到重用，但岳乐得到的却是相对冷淡的安排。

有人曾私下问：“大将军凯旋，为何反而闲置？”

岳乐据说只答道：“朝廷自有安排，宗室不宜多言。”

这类对话未必有确切史料依据，却很能说明清初宗室王公的处境：战场上需要他们，权力中心却必须防着他们。尤其岳乐辈分高、资历深、战功重，任何一项单独拿出来都足以形成影响，合在一起便容易触动皇权的敏感神经。

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势力扩张，岳乐又奉命前往塞外驻防。他与简亲王雅布各带兵丁五百人，在草原上坚持到深秋才撤回。此时岳乐已经六十多岁，身体和声望都已不复当年。第二年，他病逝于京师。

岳乐死后的处分，源于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案。康熙四年，岳乐主管宗人府时，曾审理贝勒诺尼案件。诺尼后来指控岳乐判案不公，称自己曾被以不孝罪革爵下狱，之后才获释放。

问题在于，案件重新追究时，岳乐已经去世，无法当面对质。康熙仍认定岳乐“诬陷无辜，理应反坐”，于是削夺其谥号，亲王爵降为郡王，其子孙也受到牵连。单看这桩旧案，证据是否充分，后世一直存在疑问。

真正的原因，史料没有明说。顺治末年，朝廷确曾讨论过皇位继承问题，岳乐因为年长、有战功、懂政务，被一些人视为可能的人选。但康熙最终继承皇位，这段往事很可能使岳乐长期处于特殊而微妙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关于顺治有意传位岳乐的说法，记载并不完整，不能简单当作确定事实。

康熙对岳乐的态度，正是清初皇权与宗室关系的缩影。皇帝需要宗室冲锋陷阵，却不愿看到宗室形成独立声望；需要他们稳定朝局，又担心他们成为权力的另一根支柱。岳乐的悲剧，不只在于功高未赏，更在于他的身份本身就带有难以消除的政治分量。

雍正即位后，岳乐一脉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雍正元年，朝廷以岳乐曾依附辅政大臣、触犯康熙为由，宣布安郡王爵不得承袭。岳乐的外孙女是胤禩嫡福晋，康熙晚年储位之争中，胤禩一派失势，这层姻亲关系也使岳乐家族受到牵连。

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朝廷重新评价岳乐的功绩，承认他在清初及平定三藩中的作用，并封其后人为世袭辅国公。爵位已经远非当年的亲王，但这份迟来的调整，至少说明岳乐并未因政治处分而被彻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