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天启七年的流民大起义，明廷不仅难以剿灭还数次坐视其死灰复燃。其中的缘由崇祯不仅思索过，也在殿试时发出相关策问。但他似乎没有想过，他和他的朝廷本身就是症结之一。

其实流民起义爆发之初，不仅局限于陕西，还遇到了克星 – 洪承畴。

洪承畴除了军事能力卓越，其剿寇的手段更让流民军胆寒。他不随当时主推的“招抚”，信奉“全力清剿”，为此不惜规模性杀降。随着洪承畴权力不断扩大并逐步接管陕西军务，陕西的流民军也越来越难存活。

注：天启七年洪承畴调任陕西督粮参政，崇祯二年开始领兵平叛，崇祯三年六月升延绥巡抚，崇祯四年九月接替杨鹤（因招抚失败下狱）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不过流民军在被洪承畴追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

要了解这个漏洞，需先介绍下洪承畴此时的官职“陕西三边总督”。其对应的敕令全称为“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这既是赋权也是限制，即相关（军事）权力严格约束在此区域内。

简而言之，当流民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就惊喜地发现洪承畴“无权”追剿他们了。于是各路流民军残部，纷纷向山西逃窜。洪承畴不甘心坐看流民军死灰复燃，就主动派遣贺人龙、艾万年等将率部入晋助剿，但这并没多大的作用。

首先，三边总督的兵马可以入晋，但指挥权必须划归于当地封疆 -- 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徐鼎臣。其次，这两位地方，不仅军事才能一般，还有着和洪承畴一样的麻烦。因朝廷的敕令赋权，他们二人既不能互相节制，职权还有交叉干犯。

注：宣大总督主管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的军务（本为侧重对蒙边防），山西巡抚主管山西全境民政和地方军务、防务。巡抚虽在大的军事活动时需服从总督部署，但也有相当的自主权。

这类似辽东“经抚不和”的“督抚不和”，不仅拿出不适配山西全局的剿寇方略，也因争夺指挥权而致入晋的陕西军无法全力追剿流民军（督抚常发出完全不同的军令）。

被晾在一边的各路流民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还结盟抱团组成为“三十六营”。既扩大了影响力，也增强了自身的组织性。到崇祯五年末，通过大量吸纳山西流民，流民军就聚集出二十多万人马，声势比在陕西时还大了。

干着急的洪承畴只得奏请朝廷，同意他派遣曹文诏入晋并节制陕西、山西各路兵马。随着崇祯六年正月朝廷下旨同意，西流民军再次直面“克星”。曹文诏只用了三个月就把三十六营打崩，其头领王自用也因战伤亡故（死后高迎祥接了班）。

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起义军又钻起了“漏洞”，向河南逃窜。连山西都难节制的洪承畴只能继续干瞪眼，而流民军也再次获得喘息机会，盘踞在河南和山西交界一带，吸纳当地流民以恢复实力。

鉴于陕西、山西的教训，河南地方府衙和缙绅们上疏朝廷，请求设置一个临时派遣，总督陕西、山西和河南三地剿寇事宜，并推荐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出任。兵部也认同此议，奏请洪承畴移驻潼关，以节制秦晋豫三地军务。

但有一票否决权的崇祯不同意：

剿贼抚镇专职，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不如重（山西和河南）两抚事权，副、总以上奏请，参、游以下军法从事。俾节制三大帅，而责以三月必歼贼，有不及期者罪之。
《国榷·卷九二》

崇祯明面上的理由为，镇压内部叛乱是各地抚镇（巡抚和总兵官）的本职，在他们之上再添派总督反而会让他们互相推诿。只要扩大巡抚事权以及严督期限，前线巡抚将官们就会奋力剿寇。

崇祯这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前线官员将领们不用命，是起义军跨区流窜，抚镇却不能自行跨（辖）区去统筹、部署和指挥，而组织和决策效率又是军事成败的重要基础之一。

除了不同意增设总督，崇祯还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总兵处派遣监军太监以加强中枢对前线的控制和指挥（曹为临洮总兵、张为山西总兵，左和邓是临时派遣的“援剿总兵”）。

至此可以看出，崇祯并不是怕增设总督后前线推诿，而是不想前线出现一位跨数省的“大封疆”（大名鼎鼎的“蓟辽督师”已在崇祯四年被革除）。这既崇祯个人对洪承畴的不信任，也是皇权伴生的猜忌。

虽然在崇祯的严令下，各路抚镇将领全力征剿流民军并将他们逐步压缩包围于豫。但缺乏统筹和组织的天然缺陷，还是折腾出了大事。

首先，因对前线了解不足（过于乐观），中枢不顾前线反对将曹文诏部北调大同，以防范正在征剿林丹汗的后金乘机入寇。包围圈的松弛不仅又给了流民军喘息和休整的机会，也让他们有机会再玩当年顺应“招抚”的花招 -- 打不过就先投降。

（头目）叩首言：我本良民，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等恃监军欲取大功，许之。
《流寇长编》

因为前线各抚镇互不统属，出于争功再加上财物贿赂，他们就很容易被流民军“诱惑”。随着前线各部明军逐渐放松警惕，流民军在十一月趁黄河封冻，渡河突围并攻入南岸的渑池，然后兵分多路攻向陕西、湖广、四川和河南腹地。

战局的再度恶化以及流寇波及区域的继续扩大，让朝廷再次响起了统一前线事权的呼声。崇祯虽然不再反对，但他以陕西三边防务也很重要为由，拒绝了呼声最高的洪承畴，而是调延绥巡抚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

崇祯不愿意任命洪承畴的真实原因，由于史料匮乏，大家各抒己见。但相对于洪承畴，陈奇瑜除了军事才能不及之外，他的手段也不如洪承畴狠辣。

前线有了统一指挥后，征剿流民军的各地明军很快就又打出了优势，并于崇祯七年六月将流民军主力包围于陕西兴安州的车厢峡。除了闯王高迎祥，大家耳熟能详的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也俱在其中。

成为瓮中之鳖的流民军又想到了“投降”。如果是洪承畴出任总督，他要么是拒绝，剿杀干净；要么就会设局杀降，一了百了。总而言之，死了的流寇才是顺服的流寇。但陈奇瑜不是洪承畴，他愿意给流民军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有不重视且轻敌的原因）。

结果流民军一出包围圈就翻脸，“既出栈道，遂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复叛”，并攻向宝鸡并分散藏匿和休养 ……

虽说历史没有如果，谁也不能确定让洪承畴上是否就能做的更好。但明廷这几年反复征剿耗费的钱粮、兵员是显而易见的，而双线作战的大明最缺的又正是这两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