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2026年1月29日，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教授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出呼吁：“没有人口什么都没了，建议成立中央人口促进委员会！”。金灿荣的建议，让我反思起过去一些不负责任的计划生育口号，并对其产生的损害政府公信力后果感到深深忧虑。担忧人口多时国家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不让生；担忧人口下降又成立“人口促进委员会”，鼓励多生。说好的百年大计一百年不动摇呢？国家公信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的。
计划生育年代的口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宣传话语的特征：它们不只是“倡导”，而是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对公民最私密的生活领域作出安排，并附带着明确的交换暗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句。上世纪80年代，这句话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传遍城乡。它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不只是一句政治动员，而是一个交易性承诺：你放弃多子多福的传统保障方式，把家庭的养老功能让渡给国家，国家来接住你。无数人是在这个承诺之下，按下了那个手印，领回了那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然而这个承诺的兑现轨迹，本身就是一份每人关于“不负责任”的清晰记录。流传甚广的口号演变链条是：由“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乃至“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从“来养老”到“帮养老”，一字之差，责任主体从国家退到了家庭；再从“帮”到“不能靠”，承诺几乎被撤销。一个以公共权力为担保的长期承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三次实质性降级，而每一次降级都没有经过被承诺者的同意。这不是政策调整，这是单方面修改契约。
一个客观现实是，当年宣传口号中那个“政府来养老”的“来”字，在兑付时变成了一个零头。这不是说国家完全没有动作，而是“动作”与群众的期望值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口号代替了承诺，当承诺可以被随意修订甚至遗忘，政府与公民之间那份最基本的信赖，还剩下多少可以支撑法治的根基呢？从法治的视角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政策可不可以调整”，而在于宣传部门提出口号的不负责任。任何国家的公共政策都会随情势变化而调整，法治并不要求政策永恒不变。法治真正要求的是：当公共权力作出一个影响公民长远安排的承诺时，它必须预见到这个承诺的可兑现性；如果兑现不了，它必须承担说明和补偿的责任，而不是用一句新口号把旧承诺轻轻盖过去。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讲的正是这件事：公民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任意撤废其行为；即便出于公共利益必须改变，也应给予相应补偿。“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所引发的，恰恰是数以亿计的家庭基于对国家的信赖而作出的不可逆的人生安排——少生了孩子，把养老预期寄托在公共承诺之上。当这个预期被后续口号反复打折乃至撤销，受损害的远不只是养老金的数额，而是“信政府”这件事本身在公民心中的分量。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把“守法诚信”列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要求“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诚信建设制度化，首先约束的应当是公共权力自身。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如果只要求公民守信、企业守信，而公共权力可以随时以“形势变化”为由撤回自己作出的长期承诺，那么法治的根基就是倾斜的。
政府守信不是道德加分项，而是法治的构成性义务。计划生育年代那些不负责任的口号，无论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这样轻率开出又无法足额兑付的远期支票，还是“该扎不扎，关人作押”“上吊给绳、喝药给瓶”这样把恐吓当作治理语言的极端标语，共同造成了一种后果：公民从经验中习得的不是对规则的尊重，而是对权力话语的不信任。当人们发现口号可以随时被下一句口号推翻，他们学会的就不会是守法，而是不再认真对待任何来自公权力的承诺。
我所忧虑的政府公信力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来源于法治社会最需要的心理基础：公民相信公共权力会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标语可以刷掉，口号可以停止呼喊，但信赖一旦被系统性地透支，重建的成本远高于任何一次政策转向。反思计划生育口号，不能止于“洗脸工程”式的清理，也不能止于承认“方式方法简单”。它需要面对一个更根本的追问：在一个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国家里，公共权力向公民作出的承诺，凭什么可以不被当作承诺来对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些褪色的标语就仍然在墙面上，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消耗着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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