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期间担任国民党方面“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写了一篇《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并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汇编《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时将该文收录并进行了删减，直到笔者看到原文，才发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中的“猪将”不止刘峙一个。

刘峙的“猪将”称号是国共双方公认的，除了刘峙之外，国民党军中还有三头老蒋亲口封的“瘟猪”。瘟猪可比猪将狠多了，老蒋为何对自己这三个部下如此痛恨以至于破口大骂，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有趣话题了。

刘峙被国民党高层称为猪将，那几乎是共识，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内部矛盾》中回忆了刘峙刚被任命为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的时候，他向刚接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前任总长陈诚因在东北屡战屡败而辞去本兼各职）汇报了当时的笑谈：“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顾祝同无奈地向郭汝瑰解释：“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刘峙字经扶，虽然老蒋和顾祝同都知道他没啥能耐，但好在这个老汉很听话，比蒋鼎文靠谱，也比白崇禧可信，至于为什么不用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薛岳，当时也有不同说法。

薛岳当时正在“总统府参军长”的位置上半赋闲，他名义上的部下李以劻很清楚当时大家的地位和作用：“蒋介石授予 我的任务是‘监军’，在业务上主要是受参军长薛岳领导，次要任务是受军务局（后改称第三局）局长俞济时领导，特殊事情则受蒋介石派遣，也就是所谓‘钦差’。”

李以劻到了淮海战场，既不受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领导，也不必凡事都向薛岳汇报，他的顶头上司其实只有老蒋一人而已。

老蒋和顾祝同不用蒋鼎文也不用薛岳，而这个刘峙恰好也是我方瞧不起的，李以劻在1948年10月看到了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在临城贴出的传单：“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身为“钦差”的李以劻向老蒋密报了刘峙在徐州所做的三件“猪事”：一，先盐店而后部队；二，临难想苟免；三，通电各省徐州大捷。

杜聿明制定作战和撤退计划的时候，连郭汝瑰都瞒着，但却不能瞒顶头上司刘峙，而刘峙收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就通知替他在海州经营盐店的唐姓经纪人，第六兵团（原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也想通过李以劻之口向老蒋打小报告：“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第二件临难苟免，指的是刘峙向顾祝同建议“总部放在徐州不好，应设在蚌埠，将前进指挥部放在徐州最合适。”顾表示杜聿明去蚌埠设指挥所就行，刘峙的总部还是留在徐州，但架不住保定学长刘峙软磨硬泡（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顾是六期），最后老蒋也同意去蚌埠。

第三件就是刘峙谎报所谓的救援黄百韬之战的“潘塘镇大捷”，等南京的报纸把黄百韬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的时候，黄百韬已经用装有达姆弹的手枪把自己脑袋打开了花——刘峙能骗得了老蒋，却骗不过身在一线的李以劻，他自然会把真相报告给老蒋，即使他不报告，老蒋“配给”他的随从也会报告，这一点李以劻十分清楚：“这两个卫士乃是蒋介石的卫士，奉化人，从蒋介石的警卫室挑来的，名义是保卫我，实际是监察我的行动，我和蒋介石的直通电密码本掌握在译电员手里。”

李以劻必须把自己所知道的前线将领动态事无巨细通过译电员密报老蒋，如果他有漏报，头上的官帽就保不住了。

淮海战役还没结束，李以劻就于1948年12月29日飞回南京向老蒋一口气汇报了十件大事，第一件就是说徐州“剿总”和各兵团高级将领对郭汝瑰第三厅制定的作战计划十分不满，“恨国防部累死三军”，老蒋为郭汝瑰辩解：“作战计则是按敌情地形来决定的，守淮守徐都有腹案，陈刘两股合流，当然守淮才能确保京畿外卫，争敢主动。惟当时敌人企图不明，故决定守徐。依兵力来说，不是冯治安部叛变，黄伯韬兵团不是运河桥之误而能及时集中徐州决战的话，胜利是能确保的。”

李以劻转述黄百韬临终遗言，老蒋才不再抱怨黄百韬未能及时在运河上架桥，表示要把黄百韬载入史料并下令公葬、厚恤其家属。

提到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起义和刘峙的指挥是打糊涂仗，算不清、断不明、督战不力，企图侥幸，老蒋终于忍耐不住拍案而起：“只怪冯治安、刘振三、王长海等人是瘟猪，自己在场，能让副主官带走部队！刘经扶无耻已极，怪我选将不力。”

虽然老蒋一下子命名了三头“瘟猪”，但主要还是骂冯治安，估计李以劻早已把冯治安的事儿向老蒋汇报过了。

李以劻这个“钦差”可能还算比较“称职”的，他对冯治安为司令，张克侠、何基沣、李文田为副司令的第三绥靖区十分了解， 1948年3月19日至4月19日李以劻奉老蒋之命视察三绥区部队整整一个月，同各军官兵讲过话，各级干部开过会，和团长以上人员谈过话，对该绥靖区人事、经理、编制、装备、训练、作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对官兵政治心理士气等问题也作过研究，还编了一本《第三绥靖区视察报告书》呈报老蒋。

李以劻对第三缓靖区的历史有如下记述：该绥靖区是抗战胜利后由第三十三集团军改编而成的，三十三集团军在抗战初期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扩编而成，二十九军是冯玉样反蒋失败后被保留下来的，一般人溯源叫它为西北系部队。抗战胜利后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冯治安任司令官，副司令官李文田原为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原为参谋长，何基沣原为七十七军军长，整编后三绥区下辖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这两个军长都是冯治安提拔起来的，也是著名的“吃大烟军长”，陈诚当参谋总长时力主将他们撤职，但冯治安一保再保，一直拖到陈诚辞职顾祝同上任不了了之。

张克侠在张自忠担任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的时候就是参谋长，再加上张克侠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所以在第三绥靖区威望极高，老蒋也不止一次送钱收买。何基沣是保定九期及陆大特一期毕业，和冯治安是陆大同学，又是拜把兄弟，是冯治安长期离不开的绝对亲信，抗战初期当旅长的何基沣负伤后曾到延安考察，被人举报后经老蒋亲自“考察”认为没有问题，还送了一把“中正剑”，那样的剑张克侠也有一把。

据李以劻统计，张克侠、何何基沣率部起义，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的二万三千余官兵响应，王长海七十七军军部及该军李宝善的三十七师除了一个团都没动， 第五十九军剿总刘振三已离开徐州前往上海，对五十九军失去了控制。

冯治安、王长海和刘振三对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毫无察觉，或者有所察觉也阻止不了，所以老蒋才大骂他们是三头瘟猪，并对第三绥靖区残余部队进行了处置：“第三绥区这次部队投敌危害战局，第三绥区司令部及七十七，五十九两军番号撤销，残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拨入十三、十六两兵团。”

何基沣张克侠是老蒋亲自考察并授予中正剑的，何张二人起义后，老蒋对未参加起义的三个将领并没有表示赞扬反而破口大骂，这其实是为自己的失察找替罪羊，读者诸君看了李以劻的回忆，对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中的这四个“猪将”会作何评价？老蒋应该为淮海完败和何张起义承担怎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