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1月，江西南昌城内，洪仁玕被清军押上刑场。这个曾经位居太平天国首辅、头衔多达数十字的干王，最终没有死在天京城下，而是败于一次缺乏警戒的夜袭。此前，他写过宏大的治国方案，也留下过激昂诗文，可真正需要他带兵突围时，现实很快撕开了纸上的光彩。

洪仁玕与洪秀全是族亲，两人都曾在广东乡间设馆授徒。1843年拜上帝会初创时，他便是早期信徒之一。那时的洪仁玕，确实和洪秀全走得很近，甚至被视为可以共谋大事的同乡兄弟。

有意思的是，洪仁玕并没有参加太平天国最初的武装行动。洪秀全、冯云山前往广西传教时，他以母亲年老为由留在广东。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他仍未赶往起义军中，反而继续参加清朝科举，落第后回到清远教书。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洪仁玕并非没有理想，却始终缺少破釜沉舟的决断。别人已经提刀上阵，他还在等待一个更稳妥的机会。对于一个后来要主持军政的人来说，这种迟疑并不是小毛病。

1852年，洪秀全曾派人回乡接洪、冯两族亲属前往永安。不料来人另有打算，试图在广东自行聚众，结果被清军击破，许多族人遇害。洪仁玕因此逃往香港，此后在那里生活了七年。

香港经历改变了他的眼界，也塑造了他后来最为人称道的一面。他接触到西方传教士，了解一些历法、地理和西方政制，还向韩山文讲述洪秀全早年的经历。韩山文据此写成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著作，使洪仁玕的见识逐渐受到外界注意。

但见多识广，不等于能够治国。1854年，他曾由香港取道上海，试图前往天京，却因身份无法得到小刀会方面确认，只得返回。后来，他进入英国教会工作，生活有了着落，也积累了不少书本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向理雅各、詹姆士等人学习，后来却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这些洋人写成了受教者，多少显出夸饰性格。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洪仁玕听闻消息，决意前往天京。1858年，他在詹姆士资助下动身，次年3月13日抵达天京。洪秀全见到这位族弟，自然十分欣喜。

“你总算来了。”洪秀全对他说。

洪仁玕回答：“若能整顿内政，联络诸军，天国尚有转机。”

洪秀全很快封他为干王，委以军政重任。问题也由此出现：洪仁玕没有战功，没有自己的部众，更没有长期经营起来的政治基础，却突然站到了万人之上。陈玉成、李秀成等人靠战场厮杀赢得地位，对这位半路入局的族亲并不服气，部下的疑虑也随之增加。

洪仁玕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1859年前后提出的《资政新篇》。其中涉及发展商业、兴办交通、改进教育、采用近代技术，以及建立某些较为开明的政治制度。单看文字，确实比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设想开阔得多，甚至带有近代化色彩。

然而，《资政新篇》更像一份理想蓝图，而不是能够立刻执行的施政方案。太平天国当时正被清军围困，地方割据严重，粮饷不足，军队各自为战。洪仁玕既没有稳定的行政班底，也缺少能把方案变成命令的权力。纸上的制度，落不到破败的城池和饥饿的军营里，便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

更棘手的是，他与前线将领之间始终存在隔阂。安庆失守后，洪仁玕曾把责任更多推向陈玉成，这不仅没有挽救败局，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陈玉成固然对安庆失守负有责任，但把一场复杂的军事失败归结于一人，显然不是成熟的政治处理。洪秀全震怒之下，曾对二人作出革爵处分，太平天国的内部裂痕也进一步扩大。

1863年11月16日，洪仁玕奉命前往各地催调援兵，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天京。可当时各路诸王彼此观望，或称缺粮，或称兵力不足，没有人愿意承担率军救京的风险。首辅的命令失去了实际约束力，这比任何一场战斗都更能说明太平天国已经走到末路。

天京失陷后，洪仁玕与幼天王一行转战。堵王黄文金因伤重去世，洪仁玕被迫承担起带兵职责。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的军事训练，也缺乏临阵经验。队伍进入江西后，夜间没有做好警戒，被清军突然袭击，军队迅速溃散，他本人也被俘。

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遇害。临刑前，他留下不少文字，极力维护洪秀全父子的名分，并把自己塑造成忠贞不屈之臣。那些文章气势很盛，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提出过许多高远主张，却没有建立执行这些主张的力量；他拥有首辅的名位，却没有与之相称的担当和能力。

这正是洪仁玕最复杂的地方。他并不是毫无见识，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庸人。《资政新篇》的价值不能被抹去，但它的作者也不能因一纸方案便被拔高成挽救危局的能臣。太平天国需要的，不只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人，更是能够在混乱中整合军队、安定民心、承担失败的人。洪仁玕距离这样的标准，始终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