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康熙三年（1664年），偏沅巡抚驻在沅州时，朝廷忽然下令，将巡抚衙门迁往长沙府。沅州城中的官吏收拾文书、转运印信，这座位于湘西的城池，也随之结束了短暂的“省城”经历。
今天看来，长沙处在湖南中部，交通便利，又是历史名城，做省会似乎顺理成章。可清初的行政安排，并不是按照后世的地图来设计，而是紧紧围绕军事形势、边疆稳定和官府能够控制的范围展开。
要弄清这件事，得先说说明代留下的督抚制度。
明朝地方原本由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掌握军务、民政和司法。三者互不统属，平时能够相互牵制，一旦遇到战乱、叛乱或重大灾情，便容易出现调度迟缓的问题。
明朝中后期，朝廷逐渐派出总督、巡抚，临时统合地方军政事务。后来这种安排越来越固定。巡抚偏重民政、钱粮和吏治，同时兼管军务；总督则更侧重军事调度。简单说，巡抚驻在哪里，哪里往往就成为一大片区域的行政中心。
湖广的情况尤其复杂。
明代湖广地域辽阔，大体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以及部分周边地区。清军入关后，为了稳住这片南方要地，清廷沿袭旧制，在顺治二年（1645年）设置湖广巡抚，驻武昌，主要处理湖广北部事务。
同一时期，湖广南部另设偏沅巡抚。“偏沅”这个名称，正是因为其辖区以沅州一带为重要依托。这个职务并非单纯为了民政而设，它的背后，带有明显的军事和边地治理色彩。
沅州，就是今天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一带。这里位于沅水上游，向西可联系贵州，向南能够通达湘南，周边又是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对清初朝廷而言，这不是偏僻角落，而是牵动湘黔边地的关键位置。
明朝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朝廷调集大军征讨。为加强西南方向的统辖，曾从贵州巡抚辖区中分设相关力量，偏沅巡抚便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到了清初，西南局势并未完全安定，沅州仍然具有军事前哨的意味。
有意思的是，偏沅巡抚的驻地并非一开始就固定在沅州。明代曾在沅州和偏桥镇之间往来驻扎，偏桥镇大致在今天贵州施秉一带。这样的安排，说明朝廷最初考虑的并不是城市规模，而是谁更接近需要控制的地区。
顺治九年（1652年）以后，偏沅巡抚长期驻在沅州。康熙三年（1664年）前后，随着湖广南北分治逐步明确，偏沅巡抚所辖范围已覆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等府，并兼辖郴州、靖州等地，基本对应今天湖南的大部分区域。
于是，一个实际问题摆在面前：既然偏沅巡抚管理的是湖南全境，他的驻地就等于湖南的行政中心。沅州由此在短时间内承担了类似“省会”的功能。
不过，军事据点适合守边，却未必适合治理全省。
沅州距离湘东、湘北和湘南都不算近，官员往来、钱粮转运、文书传递，都会受到山川阻隔。湖南各府之间的联系，更多依靠湘江、资水、沅水等水系，而长沙恰好处在湘江中游，向北可达洞庭湖，向南连接衡阳，向西又能通往常德、辰州。
据说当时有人以沅州形势险要为理由，主张继续留驻；也有人提醒：“守边可以，统理全省却多有不便。”这几句话虽难以确认具体出自何人，却点出了迁移的真正原因：省级行政中心必须兼顾安全，更要便于管理。
康熙三年闰六月，偏沅巡抚由沅州移驻长沙府。此后，长沙逐渐确立了湖南行政中心的地位。沅州依旧是湘黔边地的重要城镇，却不再承担统领全省的职责。
湖南省会从沅州转到长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而是清初地方治理思路发生变化的结果。局势紧张时，衙门要靠近边地；秩序稳定后，行政中心则要回到交通和经济更便利的区域。沅州短暂成为“省城”，正好留下了湖广南北分治过程中一段少为人知的制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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