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扬州也有明显震感，家家户户要清理易碎物品，搭建防震棚。

扬州轻工机械厂的工人朱立恒，在整理家中物品时，发现床板底下藏着一件“黑瓶子”，这可能就是母亲经常提到的传家宝。

那段时间提心吊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思考良久他还是决定去卖掉。

70年代的文物商店

他的想法其实很朴实：万一再来余震，把瓶子震碎那就损失大了，而且当时家里实在困难，自己工资微薄，孩子尚年幼，还不如换些米面实在。

母亲把这瓶子看得比命还重要，朱立恒不敢告诉家人，瞒着母亲和哥哥，带着瓶子步行走到扬州的国营文物商店。

店员也是按照品相来判断的：梅瓶样式，通体发黑，没有任何款识，大概率就是清代晚期的民窑瓷器。

给16元在当时算高了，毕竟民窑价值一般，朱立恒又和店员讨价还价了几句，最终18块钱成交！

亮如宝石的釉色

也不怪店员误判，当时这梅瓶表面涂满了墨汁加锅灰，黑漆漆的，根本无法根据原来的样子断代。

它的来历得从元代景德镇官窑说起，这是专为皇家烧造的御用瓷器，成品率极低，一烧好就进入宫廷内府。

一路流传到清代，同样被收进宫廷，这就是俗称的“现代值钱的古董，在古代就已经非常值钱了。”

据朱立恒本人回忆（非史料记载），他家祖上数代在清朝为官，据说其中一位在“九子夺嫡”期间还起了大作用，后被雍正皇帝赏识，这件梅瓶就是从宫廷内府拿出来当作赏赐的，也有一说是乾、嘉时期赏赐。

民国时期的扬州

先祖后来将梅瓶带回扬州老家，平日里用棉布包裹藏好，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请出来摆在堂屋条案让全家瞻仰，家中孩童只许远观不许触碰。

就这样，梅瓶被精心保存下来，在先祖的交待下每代人都不敢让梅瓶受到一丁点磕碰。

后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乱世，朱家人散尽家财都要把梅瓶给保住，传了六代人到了朱立恒的父亲手里，父亲去世得早就由朱立恒的母亲保管。

1945年抗战末期，朱家还住在扬州江都的农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有古董商开出“18石米”的收购价，朱母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朱母知道被人惦记上，就这样带着梅瓶辗转搬家，柴房、地窖全都藏过，直到抗战胜利才取出。

搬到扬州市里后，上世纪60年代为了不被当成“旧物”处理，朱母用浓黑的墨汁把梅瓶表面的白色龙纹盖住，再洒上锅灰藏进床板底下。

本来，以后再传给朱立恒就变成传家七代了，结果朱立恒没有问母亲就从床板下私自拿出，再18块钱卖掉。

虽然换来些米面补贴家用，但母亲得知后无疑是很心痛，大病了一场，很久都不和他说话。

再说这件梅瓶，刚开始文物商店也没当回事，角落里放了两年都无人问津。

直到1978年，上海外贸公司一位对文物研究很有心得的沈胜利，到扬州文物商店挑选时发现了这件“黑瓶子”。

从硕大的器型再到墨汁下隐隐透出如宝石般的釉色，他当即判断这瓷器绝非民窑，就用湿布轻轻擦拭。

等把墨汁锅灰擦干净，华丽的霁蓝釉和白龙纹露出来，所有人都被惊到了，没想到一件宝物就这样蒙尘！

当即上报，文物部门的专家也不敢轻易下结论，当年就送到北京参加“文物汇报展览”，由故宫陶瓷泰斗冯先铭先生亲自鉴定。

冯先铭当场给出鉴定结论：这是元代官窑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国宝级的稀世珍品。

其通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最核心的工艺价值，在于它将元代两种顶尖制瓷技术融为一体：霁蓝釉以进口钴料为呈色剂，需要在1280度到13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一次烧成。

由于钴料发色极难控制，温度稍微偏差一点就失败，因此成品极少，流传到现代的凤毛麟角。

至于龙纹，要先在素胎上刻出轮廓与鳞片细节，再在龙纹部位填施白釉，其余通体施霁蓝釉，也必须入窑一次烧成，两大顶级烧造技术那是“难上加难”。

目前存世的三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鉴定成国宝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多家博物馆都想收购，但扬州肯定想留在本地，最后以3000元的价格，从扬州文物商店手中买下。

1984年正式入藏扬州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馆方特地在二楼建造184平方米的“国宝厅”，就展出这一件文物！

扬州的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是全球公认三件真品里，器型最大、品相最好、龙纹最清晰的。

其他两件都或多或少有些瑕疵、裂纹，法国吉美博物馆那件还有“拼接痕迹”。

因此很多藏家想高价购买，先是香港藏家徐展堂出价3.4亿人民币，又有日本藏家开出3亿美元，法国吉美博物馆甚至有人开出约合40亿人民币的意向收购价。

整个展厅就展一件文物

当然作为“国宝中的国宝”，扬州博物馆是不可能卖的，这可是扬州城市文化名片之一。

21世纪初，朱立恒被《江南时报》等媒体采访，才知道他从机械厂退休后，晚年开了一家小面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偶尔去扬州博物馆看一看当年的传家宝。

他表示起初有些后悔，母亲还因此病了很久，但后来想通了，博物馆比自己家保存的更好，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不就是文物传承的意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