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广州军区前线指挥所，距离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只剩十多天。吴忠正在地图前核对道路、山口和敌军据点，一份来自中央的命令送到军区：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命令没有立即送到吴忠手里。

许世友看完电报，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这个时候，他走了，谁指挥？”

这不是简单的惜才。战争已经进入发起前的关键阶段，吴忠长期负责南线战备，对边境地形、敌军部署和部队情况十分熟悉。临阵更换主将，极有可能打乱原有部署。许世友扣下命令，实际上是在战场需要与组织处理之间，做了一次极其冒险的权衡。

吴忠并非临时被推到前线。调任广州军区后，他多次深入边境一线，查看道路、工事和部队准备情况。中越关系持续恶化，边境冲突不断增加，吴忠很早便判断，大规模作战已经难以避免。

他受命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主要任务是向高平方向实施突击。高平连接太原、谅山等地，是越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若能打开高平方向，便可打破越军在北部的防御体系；若进攻受阻，南线部队也可能陷入山地缠斗。

有意思的是，吴忠没有选择看起来最稳妥的道路，而是把突破口放在布局关。那里山高林密，道路狭窄，只有一条土路，坦克和装甲车辆行动十分困难。按常规判断，这不是机械化部队理想的突击方向。

吴忠却认为，敌人正是因为这里难走，才不会料到我军会集中装甲力量出击。他计划集中两百多辆坦克、装甲运输车和自行火炮，配合步兵快速撕开缺口，争取在敌军来不及调整之前直插纵深。

这一思路，与他的指挥风格一脉相承。

抗日战争时期，吴忠曾在华北战场参与拔除敌军据点。1942年，他针对敌军增援部队行动迟缓的特点，提出利用高粱地设伏，不与据点守军硬拼，而是先截断援兵。战斗持续时间很短，敌军援队被迅速击溃，据点守军随即动摇。

真正让吴忠声名大振的，是1946年的巨野战役。章逢集守军装备精良，工事坚固，吴忠率部突入村内后，与外部指挥联系一度中断。敌军依靠炮火发动反击，突入部队伤亡增加，吴忠仍坚持组织防御。

战斗中，他颈部中弹，却没有离开阵地。弹药不足时，部队被迫近战。经过长时间苦战，外线部队终于发起接应，章逢集守军遭到重创。吴忠和一百八十名官兵坚守十多个小时，这场战斗使他成为全军闻名的英雄团长。

1955年，吴忠被授予少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师级干部身份授衔的开国将领之一。多年战场经历，使他不仅敢于冒险，更善于把地形、兵力和时机结合起来，这也是许世友看重他的原因。

但吴忠在北京任职期间，曾被列入审查范围。1967年，他调任北京卫戍区，后来担任司令员。北京卫戍区责任特殊，涉及首都警卫和重要任务，吴忠在这一岗位上承担了很大压力。此后，相关部门对他的历史和工作问题展开调查，结论迟迟未能完全确定。

于是，临战免职命令便有了复杂背景。它既与组织审查有关，也与吴忠过去在首都任职时的表现有关。许世友扣下命令，并不等于否定组织决定，而是暂时没有让这份决定影响前线指挥。

吴忠后来还是得知了消息。那段时间，他白天照常检查部队，晚上却难以入睡。他清楚，自己已经处在一个尴尬位置：职务可能被免，但战役准备仍由他负责；名义上不再拥有完整指挥权，实际上却不能在关键时刻撒手不管。

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甚至想过离开前线。可是，经过一夜思索，留下了一句话：“当然应以党性参战。”

1979年2月17日，作战正式开始。南集团部队按照既定部署向布局关推进，装甲力量在复杂地形中实施突击。出乎越军预料的是，坦克和步兵没有被狭窄道路拖住，战斗很快打开缺口，通往东溪的道路被打通。

但吴忠并没有因此恢复完整的战役指挥权。部队向高平推进后，军区前指决定，待南北两路力量会合，由北集团指挥员统一组织攻城。电报中没有安排吴忠协助指挥，连他的名字都未被提及。

这意味着，他实际上的前线指挥职责再次被削弱。

吴忠没有争辩，只在等待部队会合期间继续了解敌情。他判断，高平守军已经受到冲击，若等所有部队到齐，反而可能给对方重新组织防御的机会。于是，他向许世友建议立即攻城。

许世友很快回电：“同意。”

随后，吴忠被任命为高平方向总指挥，统一指挥附近参战部队。经过数小时激战，高平方向的主要战斗取得进展，南线作战部署完成了关键一步。

战事结束后，免职问题并未立即落定。直到1980年，吴忠才正式免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此后，相关审查持续多年，北京军区党委最终作出结论，认定此前一些问题不能成立。1987年，中央批准吴忠离职休养，这位从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的老将，结束了长达五十五年的军旅生涯。